谁为战争付了钱？ 
       国会纵火案为魏玛共和国钉入了棺材的最后一颗钉子，1934年8月2日，兴登堡总统去世，孤独而衰老的帝国元帅在风雨飘摇中撑了很久终于还是放弃了，漫长的高寿并未给他带来荣光。现在希特勒坐在总统府里，正在对老总统留下的遗嘱——复辟霍亨斯陶格王室——嗤之以鼻，他的最新头衔是元首兼国家总理，在这个国家和这个世界上，再没有任何人能阻止他全速开动国家机器，实现他壮丽而恐怖的千年帝国之梦。 
　　老朋友得到了回报，就在同一天——8月2日，沙赫特博士成为了内阁经济部长。在此之前，他已经回到帝国银行那间熟悉的主席办公室，把三年前替代他的路德博士赶到了国外当大使。卷土重来如此之迅速，使当初黯然去职的心情都变成了欣慰的回忆，他证明了德国多么需要他，并且凭经济学家的本能开始为一个全新的舞台摩拳擦掌。 
　　华尔街故人无恙否？他们用什么眼光考虑这件事呢？其实上一节我们已经提到，华尔街通过所控制的德国寡头企业向希特勒提供了支持。然而，华尔街还有更为直接的动作，这就是当时希特勒得到神秘资助的所谓“西德尼?瓦伯格”之谜。 
　　1933年11月，在荷兰突然出现了一本小册子，其中有一位名为“西德尼。瓦伯格”的银行家与希特勒的数段对话，里面披露了美国最顶端的工业家和金融家，包括洛克菲勒与亨利福特，在希特勒上台前后，通过JP摩根与洛克菲勒大通银行集团向他提供了数额达到三千二百万美元之巨的资助。这本书在1934年就立刻被查禁了，它所影射的法本公司美国和德国的董事瓦伯格兄弟也矢口否认和这本书有关，但是，书中翔实的细节却和很多现实资料一致，遂成疑云，普遍被人们认为是华尔街的国际投资者们与纳粹合作的一项佐证． 
　　希特勒的上台令民主世界舆论哗然，1933年5月沙赫特访问美国，还没下船就被蜂拥而至的美国记者包围起来，围追堵截质问他对反犹暴行的看法，沙赫特被烦得罕见地大发了一次脾气，把记者递给他的一份《纽约时报》狠狠扔在了甲板上。开头不妙，他的使命看起来前途暗淡。沙赫特是来要求推迟支付美国银行贷款的，大萧条已经延续了三年多，罗斯福新政尚在福祸未卜，大家谁的日子也不好过，美国政府和华尔街还能象前几年一样好说话吗？ 
　　莎士比亚说过，别借钱给你的朋友，要么你会失去钱，要么失去朋友。沙赫特这次又赌赢了，美国选择了前者。一方面，美国资本已经在德国陷得太深，太多利益攸关彼此纠缠；另一方面，德国重整军备扩大采购的过程，对美国经济恢复是一个良好的刺激。至于买了军火要对付谁，反正不是美国。沙赫特博士给了一个多么容易理解的理由啊，“如果德国能够获得它自己的原料而在经济上得到发展，这只会有助于刺激一般的世界贸易。它将帮助增加消费，促进繁荣，不仅提高德国人民的生活水平，而且将提高整个工业世界的生活水平"沙赫特甚至还把反犹行为的原因归于“一个民族处于经济绝望和可怕困境时的表现”，并且保证“一旦德国享有公平与繁荣后，这些表现就会完全消失”。（沙赫特在《外交事务》上的文章） 
　　罗斯福总统对沙赫特印象并不好，他觉得对方傲慢自大；对希特勒也非常不感冒，就在沙赫特访问结束的时候，他还几乎故意任命一位犹太人去柏林当大使。但是令人遗憾，也是我们很少提到的是，罗斯福在他第一任任期里，与绥靖主义者的主张并没有什么本质分歧。在他的施政纲领中国内经济是第一位的，对外交只简单提一个“睦邻关系”，保住拉美后院不起火足矣。这不仅仅为了迎合孤立主义势力，罗斯福本人也是一个灵活的务实主义者，并不介意握脏了手，在他上任不久就和苏联建交了，让欧洲自相钳制，何乐而不为呢。 
1933年8月，美国银行协会同希特勒德国就贷款问题进行谈判。美国银行同意德国延期偿还以前的贷款，并且保证今后美国在德国的资本和产业的全部收入只在德国使用，并用此来兴建新的军事企业或者改建原来的军工企业。 
　　纳粹德国没有食言，作为一个好胃口的买家，立刻把这些延期支付的贷款派上了用场，从1933年到1939年，在德国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做准备的6年时间里，杜邦财团与化学公司、洛克菲勒财团和美孚石油公司、摩根财团及它控制的电报电话公司、福特汽车公司（亨利福特本人由于与纳粹的合作还得到了十字鹰徽勋章）争先恐后跟德国签下了巨额的战略原料和军工项目的订单。仅仅飞机一项，1934年8个月中美国对德国的出口数量就比1933年增加了不止5倍。33年到39年间，在纳粹德国的军事机构中营业的美国公司超过60家。在技术输出贸易上也毫不含糊．法本把氯丁橡胶和飞机防爆剂的技术卖给德国；坦克润滑油的技术是从美孚石油公司得到的；希特勒发展空军的重要帮助来自于美孚在德国设立的一家飞机专用汽油厂；电报电话公司参加了德国新型飞机的研制。后来在战争中，连美国的海军部长都承认是美国向希特勒提供了最先进的飞机发动机。
　　一个不可思议的诡异循环出现了，华尔街借出去的钱，被希特勒拿过来，从华尔街金融资本控制下的工业托拉斯购买军火和技术，得到的利润又用于向德国的军工行业继续扩大投资。金钱的血液周而复始不分昼夜地流动着，结果是一端生长出了武装到牙齿的德国军备，另一端美国的诸多庞大工业帝国，在艰难时世中维持甚至扩大了生产和市场，罗斯福新政能够奏效，也未尝不对此多赖借助。 
　　然而真有这么轻巧的双赢吗？世界上没有任何事情是无缘无故发生的，哪怕是从天上掉下来一块陨石也不例外。人们永远没有完全决定眼前事务的能力，路径依赖的力量常常比想象中大得多。美国与德国战前资本融合的惯性，一步步导向如今的政策，不是当政者不懂养虎遗患、尾大不掉，谁都知道希特勒是什么人，但是形势如此，加深这种合作关系比破坏它更为划算。经济学家梅纳德?凯恩斯说破了残酷的真理：“在长期，大家都死了。”千年田易八百主，所谓长期打算、远大目光往往成了政治家的高调，立竿见影的利益却是人人难以抗拒。金融资本的盲目性尤其明显。金融市场上每一天时间都在用贴现率表达着它的价值，今天能挣的钱就不能留到明天，活在当下是华尔街唯一永恒的真理，其他的，包括战争，都可以往后放。上世纪末东南亚金融危机之后，各国对经济安全人人自危，殊不知金融资本从来就是见血就上拔腿就跑，不择手段不计后果的角色，现在如此，当年也差不多，上演的都是鬼打墙的老故事。 
　　既已暗渡了陈仓，就不怕明修它栈道。德国撕毁凡尔赛条约限制，恢复普遍兵役制，扩充常备军，进入莱因非武装区。美国对此听之任之，生意做得更加热火朝天。其实别的国家又何尝不是一样呢？英国和德国也有合作，并且是美国的一个主要竞争对手，对这些举动不过嘴上谴责一下。法国虽然是德国的传统敌人，但是战前正赶上右翼上台正在严防共产党，外加殖民地麻烦一大堆，还指望着希特勒对付苏联。 
　　回望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前夜，我们会目瞪口呆地看到美、英、法、苏争相和自己未来的侵略者眉来眼去，比赛着为它添砖加瓦的奇异景象，希特勒不打这场战争简直都对不起老天的眷顾。象最深沉的梦魇，清醒者无法动弹地看着深渊越来越逼近，又象一场荒诞派戏剧，各方势力挤在十字路口上等待自己的戈多。经济复兴？遏制共产主义？均衡的欧洲？互不侵犯？戈多没有来，来的是希特勒。纳粹德国带着华尔街的金钱，美英的技术和装备，苏联训练出来的军官，揭开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序幕。 
　　镀金时代的秘密与巫师的命运 
        纳粹德国的“复兴奇迹”一直是第三帝国Fans津津乐道的题目。希特勒以前的内阁总理换来换去，愿许得真不少，每次但听环佩响，不见美人来；佳人不来，也就罢了，可是今天通胀明天衰退加上还不完的外债，来的都是这种牛鬼蛇神，真叫人无语凝噎。希特勒上台4年，失业率从高于30%下降到几乎为0，国民经济总值增长超过100%，同时完成了全国高速公路网的建设，重整了重工业基础体系，还装备了一支现代化军队。如果你看过雷妮?里芬斯塔尔那部著名的《奥林匹克》，一定会对1936年德国综合国力和精神状态留下深刻印象，那响彻云霄的欢呼，如林屹立的手臂，气势宏伟的建筑，健美如神祗的运动员，无一不暗示着隐然志在天下的实力与霸气。希特勒的个人威望也达到了顶峰，他甚至不再需要早年那样的演讲才华，只消在公共场合露露小脸，成千上万群众就宛如自动催眠一般立马如醉如痴。 
那么，如果这时候希特勒有幸意外死亡的话，是不是就“生得伟大，死得光荣”了，然后以民族救星的形象名垂青史？ 
       希特勒是如何创造经济奇迹的呢？ 
       对比希特勒政府和罗斯福政府在1933年之后的经济政策，不难发现它们何其相似乃尔。同样的国家干涉，兴建公共项目，发行公债，贬值货币，扩大卡特尔组织；甚至连名字都差不多，罗斯福的叫“新政”( New Deal），希特勒的叫“新计划”（New Plan）。诚然，在世界范围经济危机条件下，大家面对的问题大同小异，比较行之有效的也无非国家垄断主义那一套。然而，同样的照方抓药，各国家底不同，人家吃独味人参，你可能只弄得起点参须，贾府的方子刘姥姥看了也是干瞪眼。美国的广阔幅员、丰富资源、生产潜力没有一条德国能望其项背，这且不提，单单说通货这一块，它就是一战最大的获利者，加上延续下来一贯的高保护关税政策，资本对外扩张多年带来的惊人收益，它的国际收支平衡表和战后年年赔款的德国怎么比？有黄金和外汇的保障，人家可以搞货币贬值而不引起通货膨胀，可以玩赤字游戏而不导致财政破产；换了你行吗？ 
       摆在经济部长沙赫特博士面前的就是这样一顿无米之炊。 
       然而，和十年之前一样，这个老巫师如同听到召唤的战马，再一次奔向危机时刻的舞台，一样的雄心勃勃，一样的自信不疑。他的确带来了新节目，电光火石间只见他在国际经济舞台上纵横捭阖，原汤化原食，空手套白狼，一系列动作令人眼花缭乱——“德国欠你的钱越多，你就越想和它做生意。”——沙赫特用魔术般的手段创造了信用。 
       在一个基本没什么财政准备金的国家里干事，只能使上点无中生有的办法，这个`“生”法有文的，也有武的。武的就是明抢，只不过大盗剪径变成了国家没收，受害者自然是可怜的犹太人；文的就不那么简单了，沙赫特一开始必须有节制地使用印钞机来做启动。 
       我查阅的中文史料中，有限地提到沙赫特的几次，大多都说他为了重整纳粹军备，怎么热衷搞通货膨胀，仿佛他是个金融狂人。这个印象之由来，以我自己的猜测，可能和中央银行主席孔祥熙博士有关。他1937年拜访沙赫特，对军备资金问题交谈之后，大概自以为深受启发，抗战后期也效仿人家搞货币增发，结果演砸了，真的变成了通货膨胀。孔博士虽然堂堂名校海龟，贵为两位国家元首的连襟，理财的本事还是比不上敛财的本事。沙赫特开动过印钞机是不假，但是他的政策总体上却是紧银根的，这意味着严格控制物价和外汇汇率，而且将大量增发的银行券的用在非生产领域，也就是基建和军工，尽量减少对一般市场流通的压力，比如著名的“米福”（Mefo）军用券，就是由国家保证，专门支付军火商的，由银行秘密贴现，不入财政报告。这种办法兼顾了解决就业、不造成生产过剩和军事保密要求，将“拖”字诀发挥到了极致。 沙赫特所创造的信用奇迹还包括，为了避免外汇流失，他同几十个国家谈判了（对德国）“惊人有利”的物物交易（夏伊勒语）。到1936年中，德国已经建了28个清算协定，在与这些国家贸易中，德国用马克支付进口款项，并把款额与该国购入德国制成品的款项保持齐平，这样，这些依赖德国市场的国家（大多是南欧和美洲的原料输出国）没有办法，为了清算马克欠款，只好允许德国继续购货.沙赫特在“新计划”期间之卖力，确实有几分“士为知己者死”的味道。为了给德国弄到更多外汇，他甚至不惜损害自己在国际金融中的信誉，在进口商品以后千方百计阻挠付款，或者代之以物物交换，连华尔街的老朋友都在指责这种“金融强盗行径”。 
        可是，随着时光飞转，随着军队强大起来的脚步，这个精明的老巫师没想到的是，希特勒的目标并不是让德国成为一个经济强国和贸易霸主，他把经济全权交给他，是因为他自己根本不感兴趣。赌桌上再有千般计较，总还要按理出牌，然而，他已经等不及了,他要的比沙赫特能给他的更多，更直截了当。 
        1936年开始，形势看上去正是莺歌燕舞一片大好，沙赫特却开始隐隐感到问题不妙，像一个在舞台上停留过长时间的魔术师，他发觉帽子里已经没有新兔子可以变了。首先是德国在军备上的畸形投资，占用了他千方百计从国际金融界弄来的，和从国内人民牙缝里抠出来的大部分外汇，他主持修订的经济法律严厉到对私藏外汇可以判处死刑，却仍然难以应付军队巨大的钢铁胃袋；另一方面，重整军备的动静实在太大，其他国家虽然有跟着起哄沾光的一面，却也有惊心警惕的时候，德国的国际环境悄然逐步恶化，国际贸易越来越不好做。特别是，华尔街虽然慷慨给了钱和技术，但是像过去杨计划中发生过的一样，它们在合作中试图控制德国伙伴，而为战争做准备的德国工业寡头，还有它们的政治靠山，当然不会答应，政治原因带来的摩擦也影响了经济关系，使沙赫特大为头痛。 
         沙赫特最深刻的不安来自，希特勒和他对经济政策的要求在本质上有分歧。希特勒对经济完全持一种实用主义态度。如果把纳粹党和希特勒本人对经济问题发表的零星高论放在一起看，就会发现简直没有他们没主张过的观点：支持国有化、支持私有化、主张自由竞争、主张计划经济、打击垄断、保护垄断、限制利息、反对限制利息……总而言之，看上去矛盾百出，实际是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为政治要求服务。虽然沙赫特很知趣地在报纸上撰文，说元首“领导了每一个经济计划、参加了每一项法令制度的修订”，其实希特勒在其中的贡献，也就和金日成同志对《卖花姑娘》音乐创作的贡献差不多。沙赫特将高帽子奉送得这么慷慨大方，恰恰因为希特勒当时没太多插手他的工作；而一旦领导打算亲切关怀了，沙赫特与纳粹的蜜月期也就开始面临危机。 
        1936年秋，戈林被任命为“四年计划”全权代表，这个“四年计划全权机关”与帝国经济部产生了严重的机构重叠，最后不可避免地引向了沙赫特与戈林之间的冲突。沙赫特从这个“四年计划”诞生开始就对它深恶痛绝，不仅因为它的掣肘争权，更因为它是一个完全以战争着眼的，策划德国4年后勉强自给自足的计划。虽然沙赫特肯定不是一个理想主义的自由贸易信奉者，但是国际贸易和金融对德国的致命意义他是再清楚不过了，德国没有广大殖民地作为廉价原料来源和产品市场，去消化国内的经济波动，因此一举一动都和国际金融市场息息相关，要不他那么辛苦节省外汇干什么？一旦风吹草动，马克受到攻击，以当前国内的信用“圆环套圆环”遍地打白条的现实，这场热热闹闹的“经济复兴”搞不好立马变成镜花水月！“四年计划”在他不仅达不到什么自给自足的目的，反而会摧毁辛苦建立的国际贸易成就，并且引发国际金融市场对德国信用的怀疑.沙赫特愤然指责戈林“你的外汇政策，你的生产政策和你的财政政策是靠不住的”，而希特勒在这场争执中会支持哪一方呢？看看这位元首风向标式的言论吧。 
      “在德国，往往是在政治力量高涨的时候，经济情况才开始改善；反过来，往往在经济成了我国人民生活中唯一内容，窒息了思想力量的时候，国家就趋于崩溃，而且在很短时间内，把经济生活也拖着一起崩溃……从来没有一个国家是靠和平的经济手段建立的”“避开一切世界工业和世界贸易政策的尝试，代之以集中一切力量，旨在为它的人民在下一世纪分配获得一块立足的生存空间开辟出一条生存之路……” 
         另一个使人不安的征兆是，杨计划和道斯计划债券在1935到1936年的价格大幅度下降，道斯债券从79美元下降到37美元，杨债券从59美元下降到29美元。这意味着华尔街对德国发生动荡的深深忧虑。铅云低垂，斜阳诡异，沙赫特独坐在帝国经济部办公室里，看着多年围绕在他鞍前马后的工业家们，蜂拥着向戈林的订单扑去，不祥的预感在心中升起，海天之间一场新的风暴就要来临，他的命运又将如何呢？ 1937年8月，沙赫特向希特勒递交了辞呈，12月正式从经济部长任上离职；1939年1月，他被免除帝国银行总裁职务，虽然还保留着内阁成员的虚衔，事实上已经离开了德国的权力中心，虽然他之后的人生依然颇有戏剧性，但已不再对历史发生真正的影响。 
         沙赫特的命运是一个富有深意的象征。他终身未加入纳粹党，但是在纳粹上台和准备战争过程中的作用却可能超过了任何纳粹高官。他本人的浮沉，就是国际金融资本与德国政治势力关系的生动历史。如同传说中的双头蛇，政治与经济的逻辑相互推动也相互反噬。沙赫特尽管清楚地知道自己在为侵略战争筹资（这一点无可置辩），而且在奥地利合并和捷克事件中他都把帝国银行的手伸了进去，但是从本质上他是按照国际金融资本——当然也包括德国金融资本——的利益去行动的。然而，“大炮和黄油”是政治发展的逻辑，有自身合理的惯性，对一种成型的政治文化来说，经济力量可以是发动机，却从来不是刹车。何况这“惊险的一跳”在好日子里难道没有露出过征兆吗？希特勒也许是个魔鬼，但很难说是个骗子，他的基本主张——种族主义和生存空间扩展论从来直言不讳，这样的理论基础最后必将引向战争。发现这一点并不需要什么特别的洞察力，只不过，象十日谈里古老的故事一样，希图利用魔鬼的最后难免沦为魔鬼的奴隶，或者，魔鬼和人类本来就没什么真正的界限？ 
        纽伦堡的美国人放过了沙赫特，他的祖国却没有原谅他，战后巴伐利亚拒绝他居住，他漫长的后半生背负着纳粹帮凶的骂名。然而华尔街呢？J。P。摩根财团呢？那些显赫的信托银行呢？洛克菲勒、亨利福特、杜邦这些工业帝国呢？伯尔尼和日内瓦赚得钵满盆满的金融家和军火中间商呢？即使在战败的德国，那些曾经不可一世的托拉斯们，总电力公司、法本、联合钢铁，谁又受到任何真正的触动了呢？在两极格局的战后世界中，又一轮金钱和控制的奇妙博弈开始了…… 
       你看,你看世界的脸。 
       “波丽娜，她无处不在，她就是社会……”——巴尔扎克《驴皮记》 
        这篇大而无当的文章结束之前，不妨再对沙赫特苍老的背影目送一程。这个精装的伏冷脱，失去法术的老巫师，最后一次见到希特勒是在1941年一个公开场合上。希特勒的问题依然和华尔街有关，他问他是否能再去美国一次，争取华尔街新的贷款。这次沙赫特没有丝毫犹豫地告诉他，在《租借法案》生效之后，已经完全不可能。 这是他对希特勒说的最后一句话，也是华尔街与纳粹德国这出人间喜剧的最后落幕。 
        亚尔马。沙赫特1944年被牵扯进谋害希特勒的720事件，被送进达豪集中营。1945年达豪被盟军占领。1948年受审无罪释放后，先后担任印度尼西亚、埃及的经济顾问，1952年在阿以中东战争中作为埃及的顾问，1953年后回到德国重新投入金融界，同时写作回忆录《我的前76年》、《一个老巫师的告白》。1970年6月4日，在希特勒和罗斯福死去整整25年后，93岁高龄的沙赫特去世。他象一只从树上掉下来的猫，姿态难看却总能安全地四脚落地，一时的凶险也变成了因祸得福的契机。读他那洋洋洒洒一册又一册的回忆录，你很难相信这个耄耋老人身上有如此过人的精力和记忆力。甚至还在监狱他就和出版商定了合同，在儿子战死，自己等待受审、前途未卜的日子里，我看到这个71岁的老巫师写道： “我一直雄心勃勃，现在我依然如此。” 
       不知为什么，这种过于强烈的生命意志，令我反感，就像对第三帝国那种狞厉嚣张的美。也许唯一例外的是这个细节。当写到他的爱子Jen在苏联战俘营里失踪，文风铺张华丽的沙赫特只淡淡说了一句：他是个温和而内向的孩子，本该是个很好的经济学家.可是呢？他活到了93岁，然而包括他的孩子在内，几千万年青人死于这场战争。他一生梦想着德国的强大复兴，在临死前，他看到的是自己帮助发动的战争制造出的一道柏林墙。 
       陈词滥调，有时候却真的难以替代：愿后人勿复哀后人.

第一讲　 漫谈中国传统文化
（－）我之态度
　　我喜欢文化，但我之喜欢并不是大家想象的那么一种单纯的喜欢，而是欣赏加调侃。欣赏，不是用现实主义的眼光，而是用审美的眼光，比如大家都骂封建社会女人裹小脚不人道，残忍，我却要鼓掌若干遍，妙极，好看。现在的女人为了美，那也是掂刀弄枪的，割眼皮用刀，打耳孔用枪，没有点牺牲精神，美从何来？再说，已经有学者从科学角度解释了小脚的好处。脚小，为掌握平衡，走路自然要扭动腰肢，大家就省了减肥了，更重要的是，不用受那西方女人的束腰之苦了，看西方电影，那乱世佳人斯佳丽们穿个裙子，憋气不说，还得奶妈一旁帮忙拉拉链，咱们看着，替她们急得慌，光想上去帮个忙。可男人不能上去帮忙，这就是个文化问题了。至于小脚女人扭胯扭得蛮活，生孩子时不容易难产，更是公认。总之，中国传统文化的调教下，中国女人开始艺术化，每个女人，都是一件艺术品，走起路来摇摇摆摆，娉娉婷婷，比西方的那些地动山摇的大脚板子们美丽多了，北大教授辜鸿铭13岁留洋，通晓英，法，德，日，意，拉，希等多种语言，但是在抗拒西方腐朽生活方式面前，可谓一大民族英雄，归国后第一件事就是遍寻中国小脚女人作自己的妻！哥们坚持中国传统，不容易哪！
　　这么说，大家可能认为我很没同情心，那你就错了。读历史少了，读的时候你可能老想哭，可读的多了，你就哭不出来了，由哭渐变为傻笑了。我属于后一种。读书愈多愈反动，说的可能就是我这么一种人。
　　说到这里，大家还可能觉得我不严肃，可是我不知道怎么严肃，哭笑不得是我心灵的常态。河清涟女士说，内心深处，她认为追求心灵自由是件很神圣的事情，但这种神圣在这个日益痞子化的社会里却饱受奚落－在这种嘲笑道德与崇高的的痞了氛围中，追求心灵自由竟然要以半嬉皮的方式去掩饰。。。她认为这是时代的悲剧。我很喜欢何女士，但她的这段话我只同意一半，没办法，悲剧还在继续，我只好继续嬉皮下去，对我来说，嬉皮就是我心灵的武器，还是我存在的证据。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以何种姿式滑过心灵的天空，早有定规。第一，学得权与术，货于帝王家。第二，远离权与术，采菊东篱下。中华文化五千年，中国知识分子都成精了，冒傻气的没有几个。朱熹那老夫子，天天喊着灭人欲，存天理什么的，可他老先生不但发挥了人欲，连兽欲都捎带着发挥了。宋人叶绍翁的《四朝见闻录》载，朱老夫子"引诱尼姑二人，以为宠妾，每与官所，则与偕行，谓为能修身也，得乎。"后被人弹劾，天字第一号老流氓，皇帝宋宁宗都不愿意他了，朱夫子赶紧上表请罪： "草茅贱士，章句腐儒，唯知伪学之传，岂适明时之用"。什么玩艺儿啊他！
　　犹太谚语云：人类一思索，上帝就要发笑。我想说的是，中国知识分子一严肃，上帝就傻笑。我最欣赏的中国知识分子是竹林七贤之一的刘伶，边走边喝，沉醉终日，别人独醒我独醉，身后常带一持锨童子，曰：死即埋我！真酷啊！
　　其实不是不想严肃，实在是别无选择。比如我讲中国传统文化，按常规，是很容易跟三讲三代表等主旋律挂上钩的，但是做到这一点，又很不容易。第一，那需要很厚的脸皮。第二，理性思维缺席。更重要的是，如果我那样干了，就是调戏文化了，比我之调侃要恶劣多了。中国传统，历来最重讲政治了，从周公开始，就敬德保民，以德治国的，这一讲，就讲了几千年。现在讲得更欢实了，大狗叫，小狗也叫，叫得人烦，我们就不凑这个热闹了。
（二）我之眼光
　　不知是中了邪，还是天性使然，总之，我是个怀疑论者。私下认为，集权统治下，怀疑是学人得以特立独行的首要品质。说到这里，我想跟大家说一下古希腊的怀疑学派搞的一个典故：老师掉河里了，学生不但不救，还在岸上踱步。他不是在想黄继光，也不是在想刘胡兰，　更不是在背毛主席语录，他想的是－救老师上来，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同学们，这就是哲学。中国也有怀疑论者，比如庄子和他的蝴蝶，但遗憾的是，这么一种精神没有留传下来。总之，学文重在独思，更在于独特的眼光与视点，所以才有三只眼看世界，一只眼看某人等之类的文栏。学史更需要这种眼光，举一个例子，比如教科书上常说，我们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国家之一，领土同整个欧洲的面积差不多大。同学们一读，就神经反射般的自豪起来。我不知道为什么要自豪，从没听说，一个猪长得肥，它身上的肉就有资格跟着自豪呢。谁让大家自豪呢？说穿了，是长期教育导致的定性思维。其实，大一统，中央集权，多民族国家，更多的是一种帝王思维，不知道小民百姓们跟着傻高兴什么。大一统，天下和平，当然对百姓有利，但更对执政者有利，老实讲，苛政下的百姓，其生存状态比战乱时也好不到那里去，如始皇统治时期。59年到61年，中国非正常死亡人口是两千万。第一次世界大战，整整打四年，才打死800万，而我们不用战争，三年人灾，就饿死这么多，比战争厉害多了！集权下的专制，官不得私论，士不得私议，民不得私说，对于不自由勿宁死的知识分子来说，生存于其间，也就行尸走肉罢了。所以，集权下的文化，灵魂是死的。
　　近来流行的电影《英雄》,老张同志导的，不知大家看过没？一看吓一跳，真英雄，真正的人道主义者，原来却是暴君始皇同志。忽忽，艺谋同志胆子好大呀!后来一想，老张不一定是胆大，可能是在玩滑头，调侃历史。泽东瞧不起秦皇汉武，唱：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艺谋听了，挤上一只眼，哼：数天下英雄，还看始皇！
　　不管艺谋同志玩什么花招，总之，给我们一个启示：任何历史，都是当代思想史，摆脱不了为时人所利用的命运！在网上，同志们说得豪爽点：历史就是个婊子，人尽可夫！何清涟女士说得文雅多了：历史就是个小姑娘，任由人打扮！当然，还有说得更粗犷的：研究历史，就是老狗刨千年屎！这里说这么多，是想告诉大家，我们的传统就是愚民政策，就是报喜不报忧，就是为尊者讳，这就要求我们在学历史的时候，一定要多一只眼，怀疑的眼，清醒的眼。包括我讲的课，那也是一家之言，同学们觉得不对，找材料反驳我，当年马寅初发表自己的人口论，每天在校园里转着圈子看北大学生们写给他的大字报，老先生越看越伤心，检讨说，身为北大校长，培养出来的学生却没一个能从理论上驳倒他的，都是标语口号式的漫骂，作为一校之长，失职啊。没办法，老先生只好给他们检查错别字，圈好，让造反学生们回教室重抄一遍。一句话，学生重在质疑，没有疑问，白上大学。教育是培养公民而不是培养奴才。鲁迅能从仁义道德的的字缝里看见吃人两个字，先生可能长了一双猫头鹰的眼。我们拥有不了猫头鹰的眼，至少不要让自己成为黑瞎子。北岛对着天空叫：我不相信－天空是蓝的！
　　叫得好哪！当然，历史的本性决定了我们怀疑非常可怜。学者周宁说：严格说来，历史经常不是记忆的工具而是遗忘的工具，历史与其说是让我们记住过去的事实，不如说是规定哪些事实应该让我们忘掉。周先生说得太对了，比如文革，只让我们知道我们能知道的，　却不让我们知道不应该知道的，巴金提出建立一个文革博物馆，但是时至如今无人再提，这个愿望，只能随着巴金老人走进坟墓了。学历史，本是鉴往以知来，但是我们从历史中学到的，往往不是教训。我们常说，历史不会重演，可周宁说，如果历史重演，最大的可能就是，我们将把曾经的辉煌和永久的灾难重新演上一变。20世纪过去了，我们都干了些什么呢？有个学者给学生讲演，说，20世纪初我们有个义和团，20世纪末，我们有个fl功。言外之意，一个世纪的奋斗，我们又回到了出发点，这，让我想想了拉丁美洲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希望大家有机会看看这小说，里面也有我们的影子。
　　对着历史叹息，不是我们的选择。三只眼看历史，可能是我们的最佳选择，苹果不是只有一种吃法，未来的你们，要吃历史这碗饭，所以给大家介绍几位吃法独特的学者。吴思，著有《潜规则－历史中的真实游戏》。何清涟，本科读历史，读研则读经济学，文章老辣深厚，著有《现代化的陷井》，《我们仍在仰望星空》。最后一位，黄仁宇，著有《万历十五年》等。
(三)关于文化
　　文化的内涵如何界定？至如今，古今中外的学者们尚不能得出定论，除了**视野的原因外，还有语言学角度的客观歧义。广义上讲，文化是人类精神生活与物质生活的总和。开个玩笑，一个男人站街角，呸一口唾沫飞出去，就是一个文化现象了。如果是两个女人，一个哼一声儿，一个呸一声儿，这文化就复杂多了。文化的广义性，导致研究文化的人，常常有狗啃刺猬难下嘴的尴尬。美国文化人类学家洛威尔说：我被托付一件困难的工作，就是谈文化。但是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别的东西比文化更难捉磨。我们不能分析它，因为的成分无穷无尽，我们不能叙述它，因为它没有固定形状。我们想用文字范围它的意义，这正象要把空气抓在手里似的。当我们去寻找文化时，除了不在我们手里之外，它无所不在。忽忽，讲到这里，同学们就会发现，这家伙抄袭我们的道家始祖，试看老子原话：视之不见名曰夷，听之不闻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诘，故混而为一。其上不皎（原字打不出来，用皎代用，意思一样），其下不昧，绳绳不可名，复归于无物，是谓无物之状，无物之象，是谓恍惚。迎之不见其首，随之不见其后。。。用不着翻译，大家就能看出来，洛威尔抄袭老子，仅把名称换了一下，老子谈的是道，这丫改成文化了。这里开个玩笑啊。
　　狭义上讲，文化仅指人们的精神生活领域。在此基础上，又根据视角的不同，对文化结构进一步分类
　　首先，从时间角度上讲，有原始文化，古代文化，近代文化，现代文化。
　　其次，从空间角度讲，有东方文化，西方文化，海洋文化，大陆文化。
　　其三，从社会层面上讲，有贵族文化，平民文化，官方文化，民间文化，主流文化，边缘文化（姜义华先生分之为规范性文化，非规范性文化，半规范性文化。这种分法比较新颖，所以着重介绍一下。所谓的规范性文化，姜先生认为是以儒家经典为经，以历代官修史志为纬，在长期流迁演化中广泛吸收了道，法，阴阳，纵横，玄，佛诸家学说而形成的经史文化，是中国小农社会的具有最高权威的规范性文化。与此相应的，则是普遍存在于一般民众中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人与人的种种关系，风俗，习惯，信仰，追求，日常心理，潜在意识及形形色色的成文或不成文制度中的非规范性文化。除去这两种文化之外，还有介于两者之间的半规范性文化，指雅俗程度不一的大量文学艺术作品，对经史文化呈半游离状态的各种文化教育，宗教娱乐活动，比如《水浒传》《三国演义》《隋唐演义》《西游记》等俗文化代表作。当然了，我觉得姜先生的分法似乎只针对中国传统文化才有效）。
　　其四，从社会功用上，分为礼仪文化，制度文化，服饰文化，校园文化，企业文化。
　　其五，从文化的内在逻辑层次上，又可分为物态文化，心态文化，行为文化，制度文化四个层次。
　　其六，从经济形态方面，　又有牧猎文化，渔盐文化，农业文化，工业文化，商业文化之分。还有人在其中搞着色，黄色文化，蓝色文化什么的。
　　除此之外，还有分得更俏皮的，比如张远山先生在他的《上下五千年》的文化随笔中，把文化分为头脑文化，胸膛文化，腹部文化与下半身文化。下半身又被他分为两段，为胯部文化与胯部以下文化。他说，以唐中叶（安史之乱）为界，此前是中国文化上半身，此后是中国文化下半身。细分的话，从尧到周，即公元前3千年到公元前552年孔诞生，约2500年，是中国文化史前时期，尚没有头脑。孔子诞生前后，春秋战国，中国进入了头脑文化时代。秦始皇在一统，集权加专制，胸脯拍得啪啪响，中国进入了胸膛时代。汉朝拍得更响了，拍得匈奴大兵都哆嗦。霍去病墓关的石猪石马，一看就知道是最没头脑的人刻的。最有头脑的司马迁，却被最没头脑的武帝阉了下半身。也是这个没头脑的汉武帝，宣布独尊儒术，导致中国两千年的知识分子大都成了无脑人。总之，张先生这么分，分得很俏皮，之所以给大家罗嗦这么多，无非是想给大家一点启示，同学们如果有兴趣，不妨独创个分法来。
　　近来，研究文化的人越来越多，发现的问题也越来越多。说到这里，给大家介绍一本书，哈佛大学教授哈佛国际和地区问题研究所所长亨廷顿和他手下的高级研究员哈里森合编的一本书-《文化的重要作用-价值观如何影响人类进步》。他们的研究，在文化方面提出了诸多有深刻意义的课题。比如亨廷顿对比了一下加纳和韩国的经济统计数据，发现20世纪60年代两国的经济水平惊人的相似：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约等，初级产品制造业和服务业所占的比例彼此相近，绝大部分是出口初级产品。韩国当时仅生产为数不多的若干工业制成品，他们接受的经济援助水平也差不多相等。30年后，韩国成了一个工业巨人，经济名列世界第14位，大量出口汽车，电子设备及其它高级制成品，人均收入接近希腊的水平，此外，它在巩固民主体制方面取得长足进步。加纳却没有发生这样的变化，它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仅相当于韩国的十四分之一。如何解释？亨廷顿判断，文化在起重要作用！
　　那么这对我们有一个启示，中国近代的落后，是否是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制约？现在的不发达，是文化的原因？体制的原因？地理的原因？仰或是多种因素的综合？而文化与体制，与地理又是什么关系？这都是当前社会学界非常感兴趣的议题，希望咱们的学生也能参与进来，申办奥运，重在掺乎嘛。劳伦斯认为，不发达是一种心态，重申殖民者的罪恶，已超过追诉时效了，也就是，现在的不发达，需要寻找新的理由，或者说借口了。这些学者还搞出了一个腐败曲线，认为腐败与文化也有关系，认为腐败的程度往往是沿着文化的界线而变更，最腐败的国家包括印度尼西亚，俄罗斯及若干拉美国家和非洲社会，在北欧和前英国殖民地的一些新教社会，腐败程度最底。儒学社会大都处于中间。吓我一跳，中国好歹没被他们点名，否则我给你们介绍这书，就有点说不清了，呵呵。如果中国也算儒学社会的话，那么我们的腐败尚在中间，新加坡比咱们还儒学，却和丹麦，瑞典，芬兰，新西兰并列为世界上腐败最轻的国家。他们最后得出的结论是：腐败有文化因素，也有政体原因。长远看，文化为体制之母，短期看，体制的变更，可能对文化产生影响。这对我们当前的中国，启示不小：长期落后，当然是文化的原因，是文化造就了中央集权。而以改变中国的困境，则不是改造文化，甚至也不是鲁迅先生的改造国民性，而是推行政治民主改革。欲救中国，必救文化；欲救文化，则必改体制；欲改体制，则文化先行革命。问题是，历史上，中国文化革命了四场，效果都不太理想。第一场，始皇的焚书坑儒。第二场，武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第三场，五四运动。前期是倡科学民主，后期，一声炮响，来了个马克思主义，救亡压倒启蒙，文化再次被政治利用。中国有讲政治的传统，文化历来是政治的婢女，儒学在中国的命运就是最好的例证。第四场革命，则是毛泽东惊天地泣鬼神的文化大革命，其大手笔，跟第一场革命惊人的相似，几亿人，共用一个脑袋，一张嘴巴，一个主义。主席说，知识分子是附着在资产阶级身上的毛，革命要把他们改造为附着无产阶级身上的毛，结果，资交阶级无产阶级身上都没了毛，都光了。总之，研究中国传统文化，你会捎带着发现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命运，哭也不是，笑更不是。不过，研究多了，你可能对中国传统文化感兴趣。说到这里，简单谈一下传统文化的两个概念。其一，什么叫传统文化？它是指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保留在每一个民族中间具有稳定形态的文化。其二，什么叫中国传统文化？它是指以华夏民族为主流的多元文化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融合、形成、发展起来，具有稳定形态的中国文化，包括思想观念、思维方式、价值取向、道德情操、生活方式、礼仪制度、风俗习惯、宗教信仰、文学艺术、教育科技等诸多层面的丰富内容。这么一大堆内容，看着就象刺猬，我们从哪里下嘴？
　　著名经济学家张五常一直给在学生们交待，随便干什么，一要看天赋，二要看兴趣。可怜见的我没天赋，只好围着兴趣转了。我喜欢哪一部分，就给大家讲哪一部分。儒家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我不喜欢的，就不给大家讲了，比如吃饱了撑的，才搞的书法艺术，比如文字狱当头，明清学者搞的那个考据学。打死我我也不给你们讲。至于其它课题，如果大家实在喜欢，倒可以给我提出来。教材没意思，我准备完全抛开，拟讲的议题有：中国文化中国人。中国文化中国男人。中国文化中国女人。中国贪官文化。中国清官文化。中国农业文化。中国婚姻文化。中国葬礼文化。中国传统道德。中国改革家。中国外交。中国人的民族自尊心在历史上所遭受的打击。
　　说到这里，大家肯定在下头嘀咕了，那考试咋办？别提考试，一提我比你们还头疼。看着白花花的纸被弄在试卷，每一学期成吨成吨的那么浪费纸张，我心疼啊，都是原木变过来的。小日本森林覆盖率65%，我们才16%，我们中国每年出口及内需一次性筷子450亿双，小日本用过后再回收，制成木浆再卖给咱中国。总之啊，我不能看白花花的考试卷，一看就晕。我最欣赏的是莫斯科大学新闻系的谈话考试，老师抽几个同事，跟自己的学生聊聊天，这考试就完了。按我的意思，文科的东西，重在精神，凡是需要死记硬背的东西，可能恰恰是最没用的东西。而有价值的东西，根本不需要死记。比如某某某哪一天死了，哪一天活了，记这些有什么用？真用的时候，查一下不就得了？如果由着我的性子来，我会出开试卷后，贴在自己背上，在校园里溜达三天。问题是，我这么一干，我就完了，要丢饭碗，你们也完了，再也遇不上这么开明的老师了。试卷考试是我们中国传统文化之一。我们反传统，结果，糟粕继承下来了，精华则丢了。举个例子，诸葛孔明的《隆中对》，是中国历史上最精彩的谈话考试；他的《出师表》又是历史上最完美的开卷考试。试卷考试不可免，怎么办？好办，业余时间你们自己看看教材，背那么一背，我倒不心疼你们，反正你们脑子聪明，背书对你们是小事一桩，说来说去，我还是心疼那纸啊。
　　之所以开这么一门科，是想让大家多了解文化，站得高，才能看得远，学得深，才能看得真。比如中英鸦片战争，它更多的是一场文化战争，以后咱们作一个专题再细讲。再比如现在，我们一般的学生老是纳闷儿：西方吃饱了撑的？为什么天天给咱上 *** 的文化课？而且冒着被咱的左派小子骂得狗血喷头的遭遇还是坚持讲？其实是一些人不了解基督教文化。中国文化推己及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各人自扫门前雪，邻居在家打老婆，咱假装没听见。基督教文化也是推己及人，却是反着来：己所欲，施于人。谁在家偷偷打孩子，我告你。不信的话，请看电影《刮痧》，中西文化冲突尽在其中矣。同理，山姆大叔觉得 *** 是个好东西，就一厢情愿不看咱脸色的使劲的往咱手里塞。双方谁也不理解谁，对方觉得自己是学雷锋做好事，咱觉得人家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干涉内政也！如果听不明白，再举一个例子，当年的教案，好多也是文化误会闹出来的，基督教徒来中国传教，要办孤儿院，咱国人想，呸，鬼子没安好心。肯定是想吃我孩子的心肝，否则为什么红头发绿眼睛，特别是那鲜红的大嘴，一看就是生吃孩子的鬼。洋人一看没有孤儿愿来，就张榜公布，送个孩子赏几文钱，呸，中国的人贩子就应运而生了，把那有娘的孩子拐了来，送到教堂，就为了赚那几文钱。忽忽，文化无所不在，文化可能是所有冲突的根源！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讲中国传统文化，对比西方文化精神，希望每一个同学，看五千年历史，观八万里环球，独仗剑，走天涯，三只眼，看天下，天地之间，人为尊！
第二讲　 中国文化中国人
(一) 看不懂的中国人
　　日本学者松本一男在其著作《中国人与日本人》里概括中国人的特性为：不可理解的国民。此话若说与西洋人，估计能引起他们的同感，因为凡是与中国人打过交道的洋人都多多少少的产生过这样的疑惑：中国人，他们到底在想什么？
　　老实说，想用简单的语言把中国人概括全面，实在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普通人不行，学者也不一定行。从明清前来中国的传教士，到中国学者，如严复、林语堂、鲁迅、柏杨、金紫千等，都著文著书不同侧面不同程度地剖析过中国人，先把书目列给大家：
　　松本一男《中国人与日本人》
　　明恩溥　《中国人的特性》
　　利玛窦　《利马窦中国札记》
　　林语堂　《吾国吾民》
　　柏杨　　《丑陋的中国人》
　　金紫千《中华文化之魂－研究中国人》
　　 另外告诉同学们，柏杨一本《丑陋的中国人》，曾经惹恼诸多爱国小青年。所以，另请大家看一下日本的地球物理学家高桥敷所著的《丑陋的日本人》，有学者认为，中日同文同种，不管此观点对否，不妨把丑陋的日本人做咱一个参照系。
　　列完参考书，话题打回。外人认为中国人不可理解，我认为那是他们头脑太简单。或者说，他们的文化太简单了。中国人所谓的不可理解，其实是中国文化的丰富复杂所决定的。李泽厚曰：人是文化的积淀！金紫千曰：人是文化的灵魂！我说，人是文化的载体！中国文化的复杂丰富，决定了中国人民的不简单！
　　中国传统文化的格局是"三教九流"，指三种宗教和九种学术流派。关于"三教"，据记载此说起于三国时代。吴国的孙权和上书令阚泽谈话中所提到的三教指儒教、道教、佛教。　　
　　"九流"，指先秦的九个学术流派，见于《汉书·艺文志》。这九个学派是指儒家、道家、阴阳家、法家、名家、墨家、纵横家、杂家、农家。不知道什么时候起，三教九流成了贬义词，泛指江湖上各种职业。九流也被人分作上九流，中九流，下九流。再加上某些学术流派的失传，所以现在学人把中国传统文化的格局定位为三方五家。三方是儒、道、释，五家为儒教、宗法传统、道家、道教，佛。当然，还有用九流这个概念的，比如有些学者把中国传统文化综称为十家九流，这十家是，中国儒家，中国道家，中国佛家，中国墨家，中国法家，中国名家，中国兵家，中国阴阳家，中国纵横家，中国农家。总之啊，这么一列举，可看出，咱们家当还真不少。有这么丰厚的文化家底，咱们的国人当然不简单了，随便一个中国老太太，哪怕她大字不识一个，但是她身上的文化色彩也是五光十色，老外看得五迷三道的晃眼儿。举例证明，一个妇人嫁人嫁得不对了，老挨丈夫打，她谁也不埋怨，就怨自己命不好－我命苦啊。儿子没养活，夭折了，她会自我安慰曰：天意啊！天命是谁的思想？孔家老二的。孔二的天命论大家可能都知道，高深莫测谓之天，无可奈何谓之命。这时候，你能看出这女人信儒。可是一旦儿子长大，娶了媳妇忘了娘，或者游手好闲赌搏吸大烟什么的，老太太会拍着膝盖哭诉：报应啊，老天爷，我作了什么孽了，给我这么一个不孝子（或曰败家子），这时候，老太太她好象又信佛了。可是你看她桌子上供的牌位，分明又是"太上老君在此"！太上老君是谁？道家创始人老子是也，因为跟唐家李氏王朝同姓，所以难免开后门之嫌疑，被李家封了个"玄元皇帝",道教徒称他为道德天尊（又称太上老君）。周宁也说，中国人同时信三教：尊孔祭祖，炼丹修真，烧香拜佛。问题是，中国人不只信这么三教，他跟吃火锅似的，逮什么都往里头煮，所以，他到底信仰什么，他自己都说不清道不明呢，害得老外不得不跟着中国的歌星唱：借我借我一双慧眼吧，让我把这一切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真真切切。相形之下，还是中国学人能看个 *** 不离十。比如林语堂，他认为儒道是中国人灵魂的两面。中国的士大夫一般是外儒内道，儒是入世的，积极的，道是出世的，消极的，奇怪的是，这么两种截然相反的东西，恰好完美无缺地和平共处于中国人身上，而且有时候还分段体现，比如当官时，他就是儒，贬官时，他就是道了，比如苏东坡。以至于现在的人给自己定左右铭，还是儒道各半，叫作：以出世的态度干入世的事业。也就是说，干事的目的是儒，干事时的态度则是道。或者说，成功了就是儒，失败了就又变做道，总之，象变戏法似的，怪不得人家洋人眼花，却原来是咱们心花，玩的手法也花。
　　中国人不可理解，还有一个原因。有学人认为，中国哲学是一种早熟的哲学。梁漱溟在其《东方学术概论》指出，人类学术无非研究三个问题：
　　第一， 人对物的问题。人类征服自然，产生自然科学。
　　第二， 人对人的问题。人与人相处，产生社会科学。
　　第三， 人对己的问题。人与自己的较量，产生宗教。
　　梁认为中国学术早熟，不注重解决第一类学术问题，却直奔第二类第三类学术。比如儒，便是中国最早的人际关系社会学，尼采那疯子把中国的儒骂作中国把戏，骂作庸俗的世俗哲学，估计是有他自己的道理的。因为欧美从文艺复兴时代开始注重人本身，关注的是个人自由，至于人与人关系却被完全忽略，直到后工业化时代，美国才出现个卡耐基，教人《如何推销你自己》，咱看着就象幼儿园小朋友的入园手册。如果说儒是第二类学术，那么中国的道则是介于第二类与第三类的学术。既调节人际关系，又调节人本身，至于佛，则完全是第三类学术了。那么学术早熟对中国人有什么影响呢？第一，导致中国不重科技的传统，第二，导致国人提前看透人生。庄子认为人生如梦，可尼采那疯子说：人生既使是一场梦，也要做得有滋有味！相形之下，中国人视生如死，视死如归，生不如死，死即是生，颠颠倒倒，令人哭笑不得。单说庄子，妻子死了他不但不哭，反而鼓盆而歌。这且不说他，等他自己要死了，弟子欲厚葬他，他说，不可，别葬我，随便扔个地方吧。以天地为棺椁，以日月为连壁，星晨为珠玑，万物为葬品，多好！弟子曰：怕乌鸢吃尸。庄子回曰：在上乌鸢吃，在下蝼蚁食，夺彼而与此，不太偏心了吗？壮哉庄子，只可惜中国远古时就出产这么聪明绝顶的人，绝不是什么幸事。
　　早熟的学术，带出的是早熟的国人。一代比一代聪明，一代一代的把　早熟进行到底，儒家的中庸，被玩成了抹稀泥的首鼠两端的滑头哲学，道家的超世，被玩成了明哲保身的缩头乌龟哲学，老是老滑头，小是小滑头，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见人只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话到嘴边留半句，事到临头让三分；饱经世故少开口，看破人情但点头。知识分子如此，当官的更如此，否则鸦片战争期间，中国也不会出现"不战不和不降不逃不死"的两广总督叶名琛那样的老不死的不字主义的官僚来。至于老百姓，虽然识字不多，可是却不傻，也知道：吃饱点儿，穿破点儿，见了当官的走慢点儿，拐过弯去跑快点儿。中国人如此早熟，那晚熟的半生不熟的老外当然看不懂咱了，累死他们！
（二）农业经济与中国人
　　中国的经济基础是深耕细作的小农经济，它对国民性格的养成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
　　首先，一家一户的个体经营方式，导致国人先天没有合作意识，发展到现在，是中国人私德良好，公德没有，有人写文章概括为《道德的人和不道德的社会》。我们可以看到，中国人自家的小院里那是经营得干干净净，一尘不染的，可是一到公众场合，就不行了。在中国人家里，对待客人那是热情又大方，可是站站牌下等公共汽车，挤起座位来，同样是热情不客气。看梁漱溟先生的回忆，有一个细节特别有趣，先生八岁时八国联军进北京，美国大兵进他家搜查，最后临走时吵吵了一句：大门口太脏了，要天天打扫！看到这里，不由得哑然失笑，中国人只扫自己的门前雪，看来不假矣。总之，小农式的你挑水来我浇园的男耕女织的经营方式，直接导致国人先天缺少合作意识，没有利他主义，社会公德自然不怎么样了。延伸到现在，表现为，假冒伪劣盛行，整个社会普遍缺少诚信。商业中需要的游戏规则，在小农意识面前没有立足之地。前年我们的高考作文题是"呼唤诚信"，用意是良好的，但是中国孩子一个也不傻，一看就知道出题者的意图，明白自己应该选择什么，结果，呼唤出来的仍然是假诚信。
　　其次，长期面朝皇土背朝天，两眼向下，土里刨食的耕作方式，又导致了国人的保守精神。小时候闲来无事的时候，我经常坐墙根儿观看家里的母鸡是如何寻找食物的，它在石榴树底下刨啊刨啊，下面什么都没了，还刨，直刨得我替它着急，一颗石子扔过去，惊得它逃窜不已，十分钟以后，你会发现胡汉山它又回来了，还刨那个地方。长大后，我老是考虑，中国人的农业耕作是不是与鸡的生存方式有着相通的方面？保守，则决定了国人先天缺少开发精神，缺少探险与浪漫。土里刨食，衣食之来源，命之所系，又决定了中国人对土地的浓厚感情，背井离乡不过是灾荒年间无可奈何的选择，安居乐业，叶落归根才是国人的理想生活和最终宿命。如今，如果不是农业早已成了没有剩余的产业，老百姓也不会浩浩荡荡的出门打工的，因为心里头，他们仍然恪守着"老婆孩子热炕头"的小农理想。
　　对比一下，你会发现。欧洲人善于探险，而中国没有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探险家。你会说，中国有个郑和，不错，可惜郑和所经之路，中国的小海盗们早就经常走动了，郑和只不过是规模大点。郑和一次出动200艘大船，随行人员2万5千名，而哥伦布的探险队伍，也就3只帆船，90名随员；麦哲伦的环球，无非5只船，265名船员。大家觉得，西方人更象是探险呢，还是郑和更象探险？在我看来，郑和的行为，不是探险而是示威，从古到今，我从来没听说那个国家的探险队伍能达到两万人马呢，第一次鸦片战争，英国开赴中国的远征军也就4000千人而已。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不妨观注一下中国八十年代兴起的探险热。1985年，四川乐山人尧茂书驾"龙的传人"号漂流筏，抢先在美国人之前漂流长江，不幸遇难。尧的探险，一开始就讲上了政治，成了事关民族尊严的大事，随后，类似的民族英雄层出不穷。听听河南队的队歌：漂流长江，坚定信念，我们是中华民族热血汉......听了这样的歌，你感受到的是饱满的爱国热情－大刀，向日本鬼子的头上砍去！
　　也许，正因为我们骨子里缺少探险精神，所以才把探险当作上战场，甚至当作上刑场，象1986年、1987年的"首漂长江热"、"首漂黄河热"，漂流者是因为决不让美国人肯沃伦拿走中国江河的首漂权才铤而走险的，中国人自己被自己的爱国热情感动不已，慷慨不已，直闹得肯沃伦迷惑不解，说，你们中国人如果到美国漂流密西西比河，是不会遭到反对的。
　　美国人哪里明白？中国人的探险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探险，老实说，它就是一场中国人自己头脑里臆想出来的抗美战争（比如某大腕在春节联欢会上演小品，与在美国留学打工的儿子通电话，这电话打着打着，就打成抗美战争了，老子悲愤的说与儿子，等以后咱们中国怎么样了，让那老美来咱国家端碗洗盘子！中国观众把它当作爱国讲演了，掌声大起，美国观众看不明白了，说：如果开的工资高，我们愿意去你们国家端碗洗盘子去！老美还是不明白中国人。第一，中国人认为端盘子是丢人的活；第二，中国人认为在美国上学打工就是遭受美帝国主义剥削，第三，一般中国人不知道中国留美学生通常是在华人餐馆里打工，而克扣留学生工资的，也就是咱华人老板敢干。总之，我们的人民情绪，有时候很滑稽的。）！历史上，我们的探险不是出自人性利益的驱动；现在，它又不是出自队员个人的内心的爱好，从古至今，它就是政治运动，也许，这就先天注定了中国探险的悲剧性。如今，中国探险不再与政治，爱国等亲密接触了，但政治作秀，道德作秀与商业炒作奇妙的混合到了一块儿，令人反胃。勇士们说：没有探险精神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民族。这话没错。但是遗憾的是，我们的探险精神从何而来？
　　其三，农业是靠天吃饭，儒家提出"天人合一"，"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也不变"。道家则从相反的方向提出"枪打出头鸟""出头的椽子先烂""树大招风，人怕出名猪怕壮"等处世格言，导致国人重天命，轻人力，无创新，怕变动。中国的政治格局中，最难过的，下场最不好的，一般都是改革家，所以一般官员信奉的是，不求有功，但求无过。至于某些历史人物对待自己的失败，也完全忽略人事，推之于天意。比如西楚霸王被汉军追杀得只剩28骑的时候，自度不得脱，谓其骑曰："吾起兵至今八岁矣，身七十余战，所当者破，所击者服，未尝败北，遂霸有天下，然今卒困于此，此天之亡我，非战之罪也"。这里看出，即将失败的霸王，把自己的失败推之于天意，那么为了证明"非战之罪"，霸王拉开架式，要给大家来一次最后的表演："今日固决死，愿为诸君快战，必三胜之，为诸君溃围，斩将，刈旗，令诸君知天亡我，非战之罪也"。霸王最后"杀数十百人，复聚其骑，亡其两骑耳，乃谓其骑曰：何如？骑即伏曰：如大王言。这里我们看到，霸王一直提到天亡我也，绝对不是虚荣心所致，而是确确实实在听天由命了，因为紧接着在乌江渡口，有逃生机会的霸王演出了最悲壮的一幕，他笑对撑船以待的乌江亭长说：天之亡我，我何渡为！壮哉项王，只可惜，临死还信天命！至于近代志士如谭嗣同，维新失败了，也归于天意，临上刑场前，喊的是：有心杀贼，无力回天！历史英才如此，小民百姓更是走路跌个跟头都认为是天意，所以，国人性格中最明显的特性便是重天命，轻人力，听天由命，逆来顺受，不信，请参考余华的小说《活着》。
　　其四，中国农民稳重实在的一面，也是农业生产决定的。小农们都知道，人哄地皮，地哄肚皮，所以，精心侍候那几亩庄稼，会被邻人视作最大的美德。但是农业生产要求四时更替，对时间的精确性不作要求，所以，中国人不讲精确时间，不重效率。同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方式，又导致国人炕头时间比较长，没有其它乐子可寻，便导致"农业副产品收入过多"，林语堂总结为"生殖力高""好色"，其实，老先生只看见了表面现象，忽略了其后的经济背景。正因为农业生产不需要时间的精确，效率的高效，相对应的，中国政治体制里才会出现官僚主义作风。一句话，小农与官僚是一对双胞胎，有小农，就有官僚，有小农经济，就有专制统治。这里，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生产力生产方式与意识形态是互为作用的。所以某种程度上言，西哲的断言是对的：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小农的理想就是温饱问题，那么民主了，自由了什么的，就永远不是小农们最切实的目标，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中国封建社会体制为什么在中国可以根深堤固。
　　说到这里，我可以给大家下个断言：西方式的个人自由与民主政治，在未来的时间里，将继续与我们无缘。且不说中国文化的原因，单从当下中国的社会结构就能得出这个结论。这方面，我比较推崇何清涟的观点。按何女士的划分，中国现在的社会结构由三大类构成：精英层，中下层，边缘化集团。何清涟统计了一个数字，中国的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大约700万人，占从业人口的1%；中下层的上层，也就是知识精英层，约2930万，占从业人口的4%；中下层的的中底部，包括专业技术人员，科研人员，大中学教师等，约8200万，占从业人口的11.8%；中下层的下层，包括工人，城乡两栖农民，约4.8亿，占从业人口的69%；最后是社会边缘化群体，包括农村困难户与城市下岗人员，约1亿，占从业人口的14%。从这一组数据里，我们可以发现，　中下层的下层与社会边缘化群体构成了83%的庞大的社会底层，老实说，这一社会底层的奋斗目标就是温饱与生存。这一点，我是按照马斯洛的需求层次论来分析的，总之，如果人的温饱尚未解决，安全感没有着落，那么，其它的高层次需求，自我实现了，民主自由了，就只有靠边站了。那么这就给当下我们知识分子中的自由主义流派一个启示：你们所呼吁的，也许离大众太远了，所以，你们听到的，将只是自己的回音。悲剧啊，同学们，如果有兴趣的话，可研究一下当下中国的知识分子，看他们在为哪个阶层呼吁，很有意思的。
（三）宇宙观与中国人
　　宇宙观方面，远古中国人信奉的是盖天说。所谓的"天员（圆）如张盖，地方如棋局"，就是盖天说的基本原理，其理论到春秋时已系统形成。汉朝时，又出现了浑天说和宣夜说。宣夜说认为天地没有一定的形质，日、月、金、木、水、火、土五大行星等都飘浮在气体中，不知什么原因，这一学说在东汉后基本失传，至于浑天说，战国时的慎到（约公元前四世纪）就曾经说过："天体如弹丸，其势斜倚"（《慎子》）。这可能是现在能够见到的古代文献中最早的关于浑天思想的明确记载。慎到在这里提出了一个天是球形的概念，这个天球沿着倾斜的极轴在不停旋转。这就是说，早在战国时代，我国已经有了初步的天球概念。到汉代，浑天家以为天形穹窿好像鸡蛋的壳，地居天内好像蛋黄，这是已经接近知道天地的情形了。这里之所以详细的讲解中国的宇宙观念，因为它对中国的天下观念，国际政治观念影响太大了。因为不管是盖天说，还是浑天说，中国人从上到下，一致认为，中国是这棋盘或鸡蛋的正中心，周边都是夷狄蛮，再远处，就可能是鬼国了。十三世纪时，西方流行地圆学说，几个世纪以后，西方传教士把地圆学说介绍给中国，中国人觉得很可笑，康熙时主持天文工作的钦天监监正杨光先居然"喷饭满案"，天文站的站长都这般水平，皇帝当然高明不到什么地方，鸦片战争开始了，道光皇帝才慌慌张张的问手下：英国地方在哪里？英国到新疆有无陆路可通？真是大傻问小傻，问得小傻干瞪眼儿，手下一群小傻谁能回答个一二三？高层如此，老百姓更遑论了，思维最远的地方仅及爪哇国，爪哇国再往南，当然是鬼国了。荷兰是鬼国，西班牙也是鬼国。由于荷兰是低地国家，甚至有政府官员认为人家都是水鬼！
　　视周边为夷狄，视远边为鬼邦，单从心理上讲，倒也情有可原，问题是，它对近代中国国际政治的影响太大了。它最大的后果是：中国人没有国家观念！
　　张岂之认为：中国人只知有朝廷，不知有国家！陈独秀认为：中华民族自古只有天下观念，没有国家观念。顾炎武更是认为，亡国与亡天下是不一样的：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戝，与有责焉而矣！
　　总之，中国百姓没有国家观念，那么他们也就相应的没有了爱国情感，至于朝廷天下，那是肉食者们考虑的；而肉食者们也相应的认为，天下就是他的家，百姓只是他家的奴才，他的家，那是宁赠友邦，也不能给家奴的。16世纪，葡萄牙人占据了我们的澳门，不是他们不想吃掉整个中国，而是实在吃不动，16世纪，整个漫长的东方海岸线上，葡萄牙人最多的时候也不过2万人；西班牙占领菲律宾，走不到中国跟前就累得大喘气；荷兰再厉害，也就是占领一个小台湾，一个中国海盗头头郑成功，就能对付得了荷兰殖民者。如今，我们的教科书上称郑成功为民族英雄，却不知当初清政府为了剿灭台湾的郑家势力曾试图联系荷兰殖民者以共同歼灭郑家海上势力，然后把台湾作为奖品奖励给荷兰。周宁在其《中西最初的遭遇与冲突》中也说，当时的康熙认为：海贼乃疥癣之疾，台湾仅弹丸之地，得之无所加，不得无所损，欲弃。施琅上书言：弃之必酿成大祸，留之诚永固边圉。由此，台湾才得以留了下来，不过我们从中可以看出，施琅已经具备模模糊糊的地缘政治观念了，可惜，没有进一步向海洋发展。
　　上层统治者没有国家观念，后世出现宁赠友邦勿给家贼的慈禧，出现攘外必先安内的蒋中正同志，也就不足为奇了。上层与下层互不相爱，不是一个利益共同体，这一点外国殖民者也看到了，1576年，西班牙殖民者桑迪博士在菲律宾写给国内的信上称：中国人是一群卑贱、无耻而且可恶的人，中国的国王与官吏虐待穷人，以闻所未闻的暴政对待他们的人民，而他们的人民也没有一个人会对他们的国王效忠。这是殖民者观察出的结果，后来发生的事实更引证了他们的结论。1603年，由于误会中国政府要派兵攻打菲律宾，西班人提前动手，屠杀华人侨民2万，过后他们又担心，明政府会兴兵问罪的，因为按照他们的常识，政府没有理由不保护他的人民，于是西班牙人修书福建抚臣道歉。一年以后，皇帝才降下招书来，让福建抚臣杀掉引起误会的中国风水先生，再移檄吕宋问罪，又过了一年，福建守臣的檄文才发出，先谴责西班牙人无故伤害中国商民，要求他们释放华人，退还财物，同时一再表明政府的态度：商贾是戝民，华侨多无赖，皇恩浩荡，大国仁义，决不会为一些戝民兴兵动革。。。如此的体贴安慰，西班牙人终于如释重负，原来政府真的不爱其人民。37年后，1639年，西班牙人再次屠杀侨民2万人。政府不爱人民，人民也不傻，也谈不上爱政府。麦天枢在其《昨天－中英鸦片战争纪实》里是这样说的：如果以为沿海和长江　的炮声与白旗，已经在国民中掀起了多么巨大的精神波澜和情绪风涛，那便是属于今人想当然的自作多情，事实上，英国殖民者也发现了这一点，1841年的鸦片战争中，英国　舰队突破虎门要塞，　沿江北上开向乌涌的时候，江两岸聚集了数以万计的当地居民，平静地观看着自己的朝廷与外夷的战事，好似在观看两个不相看的别人争斗。同学们会说，三元里人民不是抗英了吗？是的，三元里人民抗英了，但是三元里的抗英在于，祖坟被英夷挖了，妻，女，母，被英夷强奸了，它的直接起因，乃是基于一个民族的伦理自觉与伦理本能。而且，这么一种本能的反抗，最后还是被清政府自己给瓦解了。
　　如果说中国的执政者只爱自己的龙　墩的话，那么老百姓也不含糊，只爱自己家的门槛。陈独秀在其《我们究竟应当不应当爱国》中说：国家不过是人民集合对外抵抗别人压迫的组织，对内调解人民纷争的机关，善人利用它可以抵抗外族压迫，恶人利用它可以外而压迫异族，内而压迫人民，我们中国是贫弱受人压迫的国家，对内固然造了许多罪恶，"爱国"两字往往可以用作搜刮民财压迫个人的利器。陈独秀说了这么多，无非是一个意思：警惕恶政下的爱国主义。说白了，爱国本是一件简单的事，但那是对于现代意义上的公民而言，对于奴隶，爱国就复杂化了。真正的爱国英雄袁崇焕被政府当作卖国贼凌迟处死，北京城的老百姓自发形成的爱国义举则是疯狂地一人一片肉把袁的肉块生吃了；　岳飞死了，真正的卖国贼端坐龙礅依旧当他的万民之父皇，卖国贼的经济人秦桧则在死后被百姓弄得长跪不起；秋瑾等爱国志士喋血菜市口，贫农刘老栓则用烈士的鲜血沾成人血馒头给他儿子治肺结核！阿Q更是踮着脚后根喊：杀头？好看！我对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材的龚自珍，如果知道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时领路的恰是他的亲生儿子龚孝拱的话，他老先生一定会害羞的。
　　血于火的洗礼中，中国有了辛亥革命，有了五四运动，但是文化启蒙并没有完成，奴隶也没有变成公民，伟人尚且没有完全接收现代文化的洗礼，没有拥有现代国家观念，更遑论一般的民众？了解了这一点，对于抗日战争中中国汉奸之多（光伪军就280万），我们就不会感到吃惊了。
　　提到汉奸，我们不妨作一下介绍。最开初的汉奸，意为一切为外国人做事的人。你给外国人当厨师，汉奸!你教外国人的孩子学中文，汉奸！你卖东西送货到外国人门前，汉奸！按当时的观念，现在的外交部长应算头号汉奸了，但是当初的汉奸只是道德歧视对象而非政治仇视对象，也就是说，并无人身安全之虑，可到义和团时代就不行了，洋人被称作长毛，汉奸被称作二毛，格杀勿论。当时义和团眼里，严复是他们要杀的第一个特大汉奸，《国闻报》都被义和团砸了，最后这汉奸还是在大刀王五的掩护下才逃出天津奔向上海的。文化启蒙大师成为义和团英雄眼里的头号汉奸，这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讽刺，这种讽刺闹剧，在今天的中国大地，依然上演着。详情容我不说，否则我也成汉奸了！现在文化界最大的一桩汉奸公案是有关周作人的，日本人进北京，当时文化人士大都南下了，只有周作人选择留了下来，有人说，周之所以选择留下乃是想保护北大的图书馆。不管怎么说，时人不容他。当时南下中的郭沫若就以惋惜的口吻说，愿以几百个脑袋换周作人。这里，我更看不起的是郭，有种自杀，否则别犯酸，那种酸溜溜，让人想起了丑女人对付漂亮女人的绝招：漂亮倒是漂亮，可惜作风不好！人常说，中国文人不如妓，此中可看出点苗头。其实，周作人平时的人品，才华，哪样也不差。单举一个例子：北大图书馆馆长李大钊被张作霖绞死后,极大地刺激了周作人。他一边悲愤地写下《偶感》，捍卫李大钊的名誉,一边把李大钊的大儿子李葆华藏在八道湾,转送日本留学。周作人这样作，是冒着极大的生命风险的。但这样一个勇敢的人，在政府和同仁纷纷南逃（中国人忌讳这个逃字，八国联军进中国，慈禧和光绪把自己的逃跑叫西巡，小日本来了，中国政府与中国文人就"南下"了）之时，为什么不勇敢地选择南逃呢？中国鲁迅研究会理事倪墨炎也认为周作人不是胆小之人："周作人当汉奸绝不是偶然的。别人捉进去了，严刑拷打，吃不消了，当汉奸了。他不是这样的，他思想上本来就消极了。"周作人研究专家，华东师范大学的教授陈子善是这样解释的："他认为日本文化也好，中国文化也好，都是东方文化，他淡化了一个民族观念，淡化了一个国家观念，而强调了一个文化观念。"我觉得陈教授解释得比较合理，作为一个文化巨人，周作人缺少的是民族观念，国家观念。这一点我信，因为中国的另一位文化巨人，堪称五四启蒙运动之旗手的陈独秀在其1904年的一篇文章中说：十年前，我...那知道国家是什么东西...到了甲午年，才听见有人说，有个什么日本国，把我们中国打败了，到了庚子年，又有什么...八国联军，把中国打败了，此时我才晓得，世界上的人，原来是分作一国一国的...我生长二十多岁，才知道有个国家...
　　这里，本人无意为周作人翻案，因为文化汉奸这帽子，是蒋中正同志给他扣上的，要翻，还得给蒋同志烧香，问人家同意不同意，没的自找麻烦。只是想说明，由于中国人先天缺少国家观念，其后果是严重的。何兆武说：近代一交战，天下一家的中国人立马儿变成了两个方向：一是崇洋媚外，二是狭隘的民族主义。何先生说得对，家奴也就只有这种选择了。如今，中国的义和团后代们更是把国家，民族，党，政府等概念混作一团，叫人哭笑不得，中国，什么时候才有政治意义上的真正的公民？
（四） 中央集权与中国人
　　现在好多学者认为，中国之所以一开始就选择了集权的政治统治，在于中国这样的一个大农业国家，需要统一的人力，物力，财力来集中治水。我个人觉得，这种说法很玄。按我自己的意思，我觉得中国的帝王之所以选择集权，乃是由于中国法家思想的影响。法家把权、势、术融合为帝王专制术，导致中国封建帝王先天就有了集权的意识与专制的基本功，农 *** 动推翻旧帝王，中国文化马上造就一个新帝王，新的还永远比旧的更专制，中国就这样让他们给专制完了。
　　咱们说过了，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治，其实这话反过来也成立，有什么样的政府就有什么样的臣民，严格讲来，集权政治下，中国出现不了公民。按德国社会学家韦伯的说法，现代意义上的公民概念有三种互相区别的含义，而其最根本的含义则是指政治意义上的公民概念，它是指一个城市国家中有特定政治权力的成员，韦伯认为，公民这个概念是西方文化的产物。这老东西，居然暗示东方文化蕴育不出现代意义上的公民。
　　一句话，集权体制下，百姓也就只有做奴隶的份了。鲁迅概括中国奴隶有两种生存状态：一，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先生说：实际上，中国人向来就没有争到过"人"的价格，至多不过是奴隶，到现在还如此，然而下于奴隶的时候，却是数见不鲜的。中国的百姓是中立的，战时连自己也不知道属于那一面，但又属于无论那一面。强盗来了，就属于官，当然该被杀掠；官兵既到，该是自家人了罢，但仍然要被杀掠，仿佛又属于强盗似的。看到这里，不由得佩服先生，真是一语点透机锋啊，可惜奴隶们听不懂！
　　按我的分法，奴隶分三种，一曰愚奴，二曰顺奴，三曰猾奴。第一，中国文化充当集权政治的帮凶，在愚民方面起了决定性作用。孔子说：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翻译过来就是：小民百姓可以随便使唤，但是不能让他们知道原因。老子也说：民之难治，以其智多；常德不离，复归于婴儿；绝圣弃智，民利百倍；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声，常使民无智无欲。总而言之一句话，对统治者来讲，牧民就是养群傻，越傻越好，老百姓也还真争气，叫傻就傻，集体犯傻，不傻也要装疯卖傻，难得糊涂。《还珠格格》里的一句歌词：你是风儿我是沙，我最喜欢唱了，把它改为：你是疯子我是傻子，越唱越乐，越乐越傻。
　　执政者不傻，知道民愚才能顺服，不顺也要把你打顺，防民之口，甚于防川，老百姓乖乖的闭上嘴巴，玩"道路以目"的花招；武帝手下的张汤独创"腹诽"罪－我看你骨子里反我，于是这"道路以目"也不行了，沉默权都没有了，大家只好学祥林嫂，眼珠间或一轮，表示还算活物就行了。相声大师候宝林临死前对记者说：真的，我一辈子是个顺民，对社会没有什么要求，我只希望一不要打仗，二不要运动，安居乐业，安居乐业的意思也不敢要求小康，只要求温饱。依我看来，候大师的要求，特别是那个温饱也太微卑了，可我的朋友一看他的要求，马上说了一句：忽忽，他的要求也太高了。是否打仗，中国老百姓哪有发言权？不要运动。中国什么时候能不运动？我听了笑，说，所谓的群众运动，现在被人背地里叫作运动群众。再举一个例子，冯巩主演《没事偷着乐》，得了金鸡奖，娱记问他小子幸福不幸福，没想到老是演幸福生活给人制造乐子的冯巩回答的是：我妈说过，床上没病人，狱里没亲人，这就是幸福！不知道什么原因，听了两位相声大师对于幸福的定义，我心里老是辛酸得不得了。
　　第三，小民也没有傻到骨子里，也知道当主子比当奴才好，心里也有不顺的，可表面上不顺又不行，就成了猾奴。西方学者概括中国的封建社会为：皇帝装模作样的统治，百姓装模作样的顺从！马基雅维利也有类似的话：为君者不必真信教，但不可不表面上假装笃信；百姓，为奴者不必真顺，但不可不表面上假装顺从。此话对极，其实真傻真顺的没有几个，连悟空那小猴子都知道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呢，相形之下，小日本那才叫傻呢，又是革命又是运动，皇室血统都没个变化，哪象我们？一会儿姓刘，一会儿姓朱，一会儿又姓赵的，热闹极了。始皇出巡，百姓皆撅臀俯地，可是在这撅臀俯地的民众当中，我们分明听到了项籍的心声－彼可取而代也！也听到了刘家刘四小（刘帮名刘季，古代按伯，仲，叔，季排兄弟大小，估计就是四小了）的嘀咕－嗟乎，大丈夫当如此也！也许，正是由于大量的猾奴存在，统治者才有了根本性恐惧－王朝的安危与自己龙墩的稳当才是天下第一要务！
　　 总之，封建的专制体制导致中国民众的愚，顺，猾，这些东西，如果只在自己内部圈子里运作的话，我们看到的便是封建王朝的一轮一轮的循环，一但遭遇全新的敌人－西方殖民者，中国上层与下层，便一起措手不及，在上者，不知国为何物，在下者，更不知国为何物。至于夷族统治，历史上就不是没有经历过，不管谁坐龙墩，还不是照样当奴才？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反正烧的是皇帝那小儿的后花园，与百姓何干？反正百姓也不知道那里面到底都是什么玩艺儿，所以，我怀疑龚孝拱给英法军领路时，那小子也是理直气壮扬眉吐气的，要么以为自己是学雷锋做好事，要么自以为自己正在点奥运火种呢！
　　有集权，就没有公民。如何判断公民？卢梭在其《社会契约论》里说：公民关注个人自由，臣民关注整体的和谐。此话在今天仍对我们有启发意义，我们呼唤公民，呼唤公民教育！
第三讲　 中国文化中国男人
     导语：几年前，中国某刊物上引发一场战争，战争的一方是男人，另一方是女人，女人说中国的男人没有绅士风度，男人就全力反驳，男人反驳时最幽默最具英式绅士风度的一句话是：是的，中国没有绅士，可是，中国的淑女在哪儿？言下之意，没有淑女，哪来绅士？
　　看了之后，令人莞尔，是的，绅士需要淑女来成全。试想男人每天遭遇泼妇，他不无赖哪由着他啊！可是这逻辑反过来也成立，淑女同样需要绅士来成全，试想一个女人每天遭遇无赖，她不撒泼也不成啊。这样一来，我们就陷入那个先鸡还是先蛋的泥沼了，我把它简称为"鸡蛋"问题。
　　鸡蛋问题不好对付，我们先绕过去。其实，中国男人不只是缺少绅士风度，翻翻古代典籍，历史中，哪怕是文学作品中，真正让人欣赏的男性似乎也没有几个，我最喜欢的男性，只有两个，可惜的是，这两个都是外国人，还都不在了。这两个人，一个是斯巴达克思，一个是拿破仑。我想象不出斯巴达克斯是如何在决斗场上与老虎决斗的，但我想，肯定是威风极了。你会说，你崇洋媚外，中国也有一个打虎英雄武二啊，是啊，我知道，可是别说武二身上还有诸多其它中国式的毛病，单说他那撒酒疯式的打虎我就不喜欢。至于拿破仑，我想不通一个中国人眼里都算三级残废的小个子男人，怎么会那样魅力无穷？女人喜欢他不说，连男人都崇拜他，怎么搞的？我是因好奇而喜欢。当然了，喜欢这两个人还有一个原因，乃是由于他们都不在了，离得又远，就没人与我争风吃醋了，省了诸多麻烦。
　　开场白可能离题远了，咱们这就回去。我拿着放大镜分析中国男人，咱们的男生可能接受不了，不过，第一，这是理性分析，感情上不接受是另外一回事。第二，这是群体分析，不是针对个人，切勿对号入座。第三，更重的是，中国男人也是中国文化的产物，我们的目标，在文化分析。
（一） 古典文学作品、戏曲里的男性形象
　　1．男性女性化
　　女性化之男性，中国舞台上多了去了。《梁祝》中的梁兄，《红楼梦》里的宝哥哥，弱不禁风，多愁善感，以至于根本不用找男演员，即使找女演员，象郞平郑海霞邓亚萍那样的也不能用。你说唱戏用女演员吧，有些人拍电视也用女的，全不照顾我们情绪。比如那个《新白娘子传奇》，女董郞一出面，我浑身起鸡皮疙瘩，可人家白娘子倒没事，估计人家是仙女，功夫大，不象我们俗人，招架不住这个同性什么的。
　　中国男性一但女性化，就坏了菜了。它导致中国男性的弱势化，单说文学模式，西方是英雄救美，中国就是美人救英雄了－公子落难后花园，小姐慧眼识英雄，至于小姐轻者把自己的小金库相赠，重者把自己的千金之躯相许的爽快咱就不夸了，只说一点，中国戏曲影视里最　揪人心的一个镜头是：小流氓调戏小姐了，公子冲上去了，结果没救了小姐，自己倒被人打伤了，结果还得小姐找人把他抬回家中养伤，你说憋气不憋气？我这人不是好人，老是设想，如果宝哥哥领着林妹妹逛大街，遇上了小流氓，你们说咋办？我猜，一拳下去，宝哥哥肯定晕菜，林妹妹只好拿起一把剪刀：你们别过来，过来我就自杀！问题是，如果林妹妹没带　剪刀咋办？所以，每次上街，估计黛玉还得给宝玉提个醒儿：哥哥，可别忘了带咱的剪刀！
　　不是我损男人，咱们损男人的传统影视剧也够多了，比如穆桂英挂帅，佘太君挂帅，十二寡妇征西什么的，都在告诉我们一个主题思想：数英雄人物，还看女人！为了证明女人是男人的救世主，男身的观音进军中国不久，就被阉了，男身观音渐变为女身观音，这事闹的！
　　男性女性化还会导致一个后果，那就是男性在爱情市场上的被动与落后，男人被动倒不要紧，关键是让人感觉与他们唱对手戏的女人都有"女流氓"的嫌疑。比如七仙女，把人家董永截到路口不让过，要想从此过，得把我娶走，端的流氓到家了。董哥哥不敢，大路不走我走小路，问题是女流氓一下子又飞到了小路口，可怜的"董狼"，没有办法了才可怜兮兮的问那流氓：大姐，你为何耽误我穷人的功夫？你听听，就差叫DY了。问题是叫DY也不行，这边流氓发话了：大路朝天，各走各边，难道你走着，我站也站不得么？大家听听，典型的流氓啊。"董狼"使出浑身解数，抗战也没有成功，女流氓最后得了意，把"董狼"弄到手了。还千古爱情呢，骗谁？不过，从心理深层来分析，中国男性文人都或多或少的具有"女流氓"情结，所以中国经典神话里，大都是女流氓主动上门，以身相许的。不信，看《聊斋》去，里面到处都是"灰男人"情结－做梦就梦女流氓！
　　分析其文化原因。第一，从经济基础看，中国是小农经济，农业较之于畜牧业和渔猎业，缺少明显的性特征，种地不需要攻击，不需要冒险，需要的是女性的精细与忍耐，农业民族的文化性格便趋向于女性化。第二，从政治体制上讲，长达几年前的封建专制体制也可能造成中国国民性格的女性化，具体来讲，三纲五常这些玩艺儿就是要斩人之阳刚之气，直接后果就是皇帝君父化，大臣臣妾化，后宫里的男人干脆阉掉，中国男人就这么被统治者玩弄于股掌之上。第三，从意识形态上讲，与小农经济上层建筑相对应的文化便是儒道佛三家。佛无性，道阴柔，儒家虽讲"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看表面，似乎是刚柔相济，只可惜，后来的发展，忠孝义三把剑齐下，导致中国儒家文化犹如被阉割的文化，中国男人的膝盖从此直不起来，长跪数千年。有人打比方说，宋以后的中国文化情调是香甜而柔软的，此话诚是。中间虽有北方少数民族骑马南下，却仍不能挽"柔软于既倒"，相反，倒是成吉思汗的那些骠悍的子孙们，由纠纠骑士变成只会喝茶遛鸟的八旗子弟，屁股上也只穿丝绸套裤了，同学们，钢铁就是这样没炼成的。
　　至于如今，中国男人更是被人称作床头跪，三从四德也成好男人标准了。三从－太太说话要听从，太太命令要服从，太太指挥要盲从。四德－太太花钱要舍得，太太画妆要等得，太太上街要跟得，太太打骂要忍得，忽忽，这话题就打住吧，否则男人就要求建立"男联"了。
　　2．男性傻气化
　　男性女性化，已经够呛了，可是文学戏曲里的中国男人还都是傻里傻气的，偶而一个不傻的，好象还是个流氓，我说的是西门庆。不过，即使西门庆，初次遭遇潘金莲同志，头挨了砸，抬头骂娘，却看见一美女的那一瞬间，估计也要傻眼一回的。中国远古最傻的男性代表，是庄子文章里的尾声高，也叫尾生。你听这名字，就够傻的，尾巴生的，谁不知道啊。这傻哥们儿在柱子底下等女朋友，女友不至，洪水至，抱柱而亡，你说中国当今社会最缺诚信吧，可远古出了这么个诚信之最，却是个傻哥们儿。不过，还有比他更傻的，梁兄是也。你说英台小姐十八里相送，一而再再而三的重复同一个主题思想：哥们儿，我是女孩子啊！谁知道这傻哥们儿启而不发，愣不明白，真是能把观众给急死，狠不得冲上去把他替下来，好接住人家小姐的话碴。问题是你冲上去也白搭，中国女性爱的就是这等傻冒，你倒是聪明，可惜正因为聪明，才没人爱。所以，我把这种模式总结为：女为悦己者容，男为爱己者傻。最近上演的那个《神医喜来乐》，师傅傻，徒弟更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初见老太后，就报出了一串：小人姓张，名德福，师傅说我十八了，师娘说我十九了，我也不知道我十八了还是十九了。。。不过，也不算太傻，报到最后，也知道加一句：还未曾娶妻！这一手，中国文学里的男性公民大都会用，比如张生给红娘报家门：小生姓张，名珙，字君瑞，本贯西洛人也，年方二十三岁，正月十七日子时诞生，并不曾娶妻。呵呵，真是醉翁之意不在报，在乎不曾娶妻也。　上大学时，我们女生背后开玩笑，介绍自己的时候也不忘最后补一个"未婚待嫁"，然后笑倒，这都是跟咱传统文学学的。
　　不过有一点我不明白，那就是中国男人傻气化的文化原因是什么？这一点想得我头疼，至如今没有令人满意的答案，不过，最近的民意调查中，最理想的老公这一项，同志们大都选老猪同志，说明女公民喜欢憨大哥的传统仍在发扬光大，同学们有兴趣，不妨钻研一下，说不定闹个科研空白项目呢。
　　3．男性无性化
　　同学们也许会说，冤枉啊，梁山一百零八好汉，那个不威风啊。是啊，够威风的，可惜恁多好汉，却象个太监集团，集体约好了似的，不近女色，偶而出一个犯规的，不但大家看不起他，可能还要受惩罚。比如矮脚虎王英，下山抢女人，宋江对他的惩罚也很具梁山特色：把山上最漂亮的女人－扈三娘嫁给他！
　　我看《水浒》时老纳闷儿：那么漂亮的扈三娘为什么愣是没人爱，现在才明白，它是个文化问题。因为老大宋江哥哥说了：但凡好汉犯了"溜骨髓"三个字的，好生惹人耻笑。所谓溜骨髓，即是好色。好色固然不能提倡，但总不能为了不溜骨髓，连正常的人欲也给哈灭掉吧。少女怀春，男儿钟情，本是天经地义，古代的女孩子一见中意的男人，总是自报"奴家年方二八"，二八十六啊，同志们，傻瓜都知道中国古代流行早恋，可是梁山好汉们似乎集体发育不良似的，连晚婚晚育都没有，干脆就是终身不娶，将计划生育进行到底了。
　　洪秀全时代，重新发扬梁山的革命精神，男兵住男兵营，女兵住女兵营，同志们不能谈恋爱。我之所以不喜欢洪老大，在于他比上人家宋老大就差远了，宋江虽然开始有个阎婆惜，也曾"夜夜一处歇卧"的，可后来就"渐渐来得慢了"，原因就在于"宋江是个好汉，只爱使枪弄棒，于女色上不十分要紧"。一句话，宋江差不多做到了官兵平等，兄弟们要光棍都光棍，谁犯了错，就罚他娶老婆，这样的老大，还算不错。秀全同志在这方面就差远了，不准大家谈恋爱，自己却以身作贼，后宫弄了一堆女人，一二三四五，后宫数老虎，数来又数去，咋也数不清，太不象话。再后来，伟大领袖教导我们，革命的首要任务，就是分清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关键问题是，我们老分不清，现在学历史多了，我们终于发现，原来革命最大的敌人就是爱情，不信，请看咱们的革命戏，《智取威虎山》，《红色娘子军》，里面的男女主人公都是无性人，在革命舞台上连个"秋天的菠菜"都没送过，可是《水浒》里，"菠菜"就比较多了，李师师那丫，曾经给燕青送过，潘金莲那婆娘，就给武二送过！革命同志们虽然没有收下，但是必竟还有"青菜"，不象文化革命时代，江山一片秃，红色照万家，不说"菠菜"，连丁点绿意都找不着。说英雄们是无性人，个人感觉很难为情，不过，后来终于出现一位真英雄，给所有的英雄平了反，这位英雄就是我们现在的人民干部张二江同志，宋江身边108好汉，张二江同志跨下108女将，当然了，这里面还包括张二江同志的妻。这种风彩，不由得让我想诵诗：　数风流人物，还看干部！
    不扯了，下面我们分析一下英雄们不近女色的文化原因。第一，我估摸着是后世道家的影响。道家认为，近女色不但影响寿命，且影响武功长进。第二，传统观念认为，女人是祸水。如果这女人再很不幸运的长得漂亮了一些，那就坏了菜，在以德治国的道德家眼里，就是妖精了，比如苏妲己，杨贵妃，　褒姒姑娘等等。所以，男人欲成大器，必离祸水远点儿。象西楚霸王那样，最后关头了，嘴里还念叨着"虞姬虞姬咱咋办"，中国的江湖好汉们是很不屑于做的。第三，儒家轻视女人，孔家老二曰：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所以，中国男人就离女人与小人远远的。中国男人大庭广众之下不会对妻表示爱意，中国男人抱孙不抱子。对于儿子，只有两字：庭训。直到如今，中国的男孩子回家，一看爹在客厅坐着，那跟孔鲤见其爹一样－"趋而过庭"，想小跑着溜过去，可是没那么容易，当爹的早就在庭前埋伏多时了：站住，干什么去了？就不说学习？看看当爹容易吗？得时时刻刻记着给儿子搞三讲。第四，中国江湖，义字当先，重色轻友，为人所不耻。慢慢的，这种文化要求，就被江湖好汉们内化为一种心理自觉。这方面，刘备的"妇人如衣服，兄弟如手足，衣服破了尚能补，手足断了不能续"理论堪称经典。我老是想，怪不得刘备有个扶不起的阿斗儿呢，问题的关键是阿斗娘在阿斗爹眼里就是件破衣服，破衣服若能生个神童，就出鬼了。再举一个例子，苏东坡在黄州任副团练使的时候，团练使蒋运看中了苏的侍妾春娘，提出以白马相赠，希望苏居士以春娘回赠。苏东坡虽然不舍，但还是说：美女换名驹，史不乏例。就这么同意了，春娘听说后，深感人不如畜，自杀身亡。苏东坡甚是惋惜，问题的关键是，照江湖规矩，苏东坡当时无法说出"俺不换"这三个字来，而且，苏先生也不知道后世的温莎公爵可以为了美人丢江山，即使知道，苏先生也把他当作千金买一笑的混蛋周幽王而加以耻笑的，咳，真是没意思！
　　最后总结一下，正是因为中国文学戏曲里的男性主人公大都有点畸形，这才导致老滑头金庸沾尽了便宜，在他的书里，男主人公个个既英雄又风流，既多才又多情，迷得大家都五迷三道的，楚留香，令狐冲，呵呵，光听这名字就招人喜欢。
（二） 历史层面上的男性本质特征和社会层面上男性的生存状态
　　1、 男性的自私
　　根据学人的研究，远古的第一种婚姻类型是原始群婚，没有上下辈之分，也没有兄弟姐妹之别，大家是自由乱爱，但是不知怎么回事，事情慢慢在起变化。对不起，后面这一句是伟大领袖毛主席观察阶级斗争新动向时所说的话，被我拿来用了。这个变化就是，聪明的女性学会了自爱，也就是守贞。这让男性很恼火，正如恩格斯在其《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里所说：男子从来不会想到甚至直到今天也不会放弃事实上的群婚的便利。男人恼火的结果，便是两性的斗争，斗争结果。表面上看男人输了，女性赢了。其实质却恰恰相反，也就是说，男人有意无意的维护和耸恿了女性的胜利，实质上却成就了男性的集体阴谋，因为，男人不但赞同女人守贞，而且强迫女人守贞，女人的守贞，不再是权利，而是义务。这里就出现了矛盾，男性天性有群婚倾向，为什么又赞同贞呢，原因在于，男性不但不群婚倾向，更有雄性的嫉妒，所谓雄性的嫉妒，恩格斯在其《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里多次提到，咱就不再多说了，只说这两股天性的合力，导致男性看似矛盾其实一点也不矛盾的心理思维：希望自己的女人守贞，同时又希望其他的女人都是娼妓。《战国策》里有个故事，一个楚国人，有两老婆，外人去勾搭，年纪大的严词拒绝，年纪小的欣然应允，没多久，楚国人死，有人问这个勾搭者：你喜欢的两个女人都可以嫁人了，你准备娶谁呢？同学们肯定说：两个都娶过来。非矣，你们也太不了解传统中国男人了，这男人的回答是：我只娶大的。当她们都是别人的老婆时，我巴不得她们都答应我，可现在是我选老婆了，我当然要选一个能为我而拒绝别人的人了。忽忽，发现了吧，男人自私的本性。如果说自私是全球男人的共性的话，我想说明的是，中国男人在这方面很卓越，可谓是出乎其类，拔乎其萃，单看一夫多妻制让男人维持了多长时间就明白了。
　　周礼明确规定，天子可以有一后，三夫人，九嫔，二十七世妇，八十一御妻（乖乖，人间天子也太胆大，玉皇大帝好象也只有一个王母娘娘的）。天子以身作贼，带头多吃多占，手下的官员们也不含糊，争先恐后，展开了劳动竞赛。诸候一夫人九嫔，大夫一妻二妾，士则一妻一妾（这个一妻一妾，咋听咋感觉象是办公室主任之一正一副），至于庶人，能讨一个老婆就不错了。这种差额分配虽然在后世有所变化，但是基本原则类似现在的公房分配，从上到下，五室一厅，四室一厅，三室一厅，二室一厅，一室一厅，厅室合一，严重者连厅室合一都没有。这方面有两个人物比较有创意，值得单独表扬，一个是晋武帝，后宫万女，看得老小儿头晕眼花，就坐着羊拉的车子，四处游逛，游到哪儿算那儿，这种漫游，引得多少男人流口水啊，真应了伟大领袖的教导：江山多娇，引无数男人竞折腰！不折腰行吗？你看看，满山遍野的美女！
　　我要表扬的第二位，是汉元帝，更有创意了，让宫中画师画美人肖象，他老兄就可以"顺图摸瓜"了，没想到画师没有职业道德，把人家王昭君给"丑画"了，气得皇老兄大开杀戒，导致京中画师一时净绝。如果这些画师稍微有点职业道德的话，咱们中国不定也出一位毛.芬奇的名画家，那王昭君也可能如那蒙娜丽莎一样，永远对着我们咪咪笑，笑得我们五迷三道了。
　　后来的西洋人怎么也闹不明白，中国人的家庭里，主妇们何以能出现有正有副这么一种怪事。对于这一点，中国传统文化的维护者辜鸿铭是这样回答的：在中国，丈夫纳妾是出于对妻子的爱，对妻子的保护，当然，这与我们中国男人自身的素养和修炼也有直接关系...真正的中国男人那种老练圆熟，那种完美得体的风度，使得其御女有方，游刃有余，我不知道在一千个欧美男人中，是否有一个人能够在同一房间里保持一个以上的妇人同住而不把房子变成斗鸡场或地狱的。辜哥们儿的回话，让西方男人捧腹大笑，可是西洋女人不愿意了，问：从普遍的人性来讲，为什么一个男人可以有许多女人，而一个女人不可以有许多男人呢？这弱智问题绝对难不倒咱的留洋学者，辜兄的回答是：男人好比是茶壶，女人恰如是茶杯，夫人见过一把茶壶配四只茶杯，可曾见过一只茶杯配四把茶壶的？西洋女人在哄笑声中败了下去。后来的又一次宴会上，另一位太太向辜兄发起了同样的攻击，辜兄说，一夫多妻是中国的主旋律，一妻多夫于情不合，论理有亏，对事有悖，于法不容，说完后话头一转，以亲切的语气问洋妇人：敢问夫人代步是用洋车还是用汽车？夫人曰：汽车。辜兄不慌不忙的问：汽车有四个轮胎，府上备有几副打气筒？第二轮攻坚战，我们中国男人又胜了。老辜在这方面，可谓是抗击"八国联军"的狙击手，如果选中国传统男性形象代言人的话，我选老辜,他老兄好自私哎！
　　 2、 男性之懦弱
　　自私就自私吧，老祖宗有交待，人不自私，天诛地灭，为了天地之环保，自私也是应该的，可是大家绝对想不到，男性文化还有其懦弱的一面。中国古代史上，最令人头疼的边患，当首推匈奴。那万里长城再伟大，也掩饰不住农耕文明对游牧文明的恐惧内核。汉初，匈奴困高祖于平城，七日才解，大风气兮云飞扬的无赖刘四小吓着了，刘敬献"婚姻，赂遗"之计，从此中国的执政者，都无限的热爱起了和平，当然，和平的祭台上所供奉的牺牲，便是中国女人。
　　刘无赖一带头，后世小子便高喊继承先烈的遗志，将和平进行到底。下面给大家列举几位著名的牺牲。公元前105年，皇室以江都王建女细君为公主，嫁于乌孙王昆弥。公主到了乌孙，自建宫室，住了几时，外语过不了四六级，便将伤痛发于诗中：吾家嫁我兮天一方，远托异国兮乌孙王，穹庐为室兮毡为墙，以肉为食兮酪为浆，常思汉王兮心内伤，愿为黄鹄兮归故乡！真是痛苦出诗人哪！更糟糕的是，昆弥年高，欲使公主再嫁其孙。公主不肯，上书汉王，汉王的回话是：第一，要顾全大局。第二，咱汉国向来不干涉别国内政！无奈，公主只好从命，评聘分开，降级使用，由原先的奶奶辈，一下子变成了孙媳妇儿，好似教授被聘作讲师。
　　几十年之后，元帝时，匈奴王呼韩邪单于来求美人，元帝很豪爽，一下子答应批发给对方五个，领班就是愤而请行的宫内画界之打假英雄王昭君。小姑娘被后世无聊男人描作了爱国英雄，却不知小英雄一出国门就后悔了，作诗曰：秋木凄凄，其叶萎黄。有鸟处山，集于苞桑。养育毛羽，形容生光。既得生云，上游曲房。离宫绝旷，身体摧残，志念抑沉，不得颉颃。虽得委食，心有回徨，我独伊何，来往变长。翩翩之燕，远集西羌。高山峨峨，河水泱泱，父兮母兮，道里悠长，呜呼哀哉，心忧侧伤。看看，汉家又成全一位女诗人。现在，咱们的驻外大使大都是男的了，而且也用不着给驻地国家当什么倒插门女婿，所以也不用呜呼哀哉的。昭君还算女人里比较聪明的，除了写诗表白自己的心声外，还给皇上写了封千古情书：臣妾幸得备身禁脔，谓身依日月，死有余芳，而失意丹青，远窜异域，诚得捐躯报主，何敢自怜。独惜国家黜陟，移于戝工，南望汉阙，徒增怆结耳！有父有弟，惟陛下少怜之。这情书端的厉害，我现在试着给大家翻译一下：小女人有幸成为皇上众多的女人后备队里的一员，自认为傍上了太阳和月亮，死后也将流芳千古了。没想到没给画师送礼，导致我流窜边疆，如果能捐躯报主，也不枉人世上走一遭，更不敢自我可怜。只有一点不好，咱们这么大一个汉国，上上下下，却让几个戝画工控制了，望南方汉宫，更增加了我的悲伤。忽忽，这丫是个情书高手，原文记载：元帝得书，大为动情，穷究其事，画工毛延寿樊青等同日弃市，京师画工一时为之断绝。问题是，这么好的情书，也换不来昭君同志的回归，因为和平使者昭君一回来，匈奴小光棍就跟咱打仗来了。呼韩邪特别喜欢咱的和平使者，上了婚床，就忘了战场了，最后两人还生了一个儿子。再后来，老单于死了，肥水不流外人田，昭君再嫁老单于之子小单于。昭君有点不情愿，上书求归，可是老相好元帝已经不在了，代替他的是成帝，当然不允了。可是即使老相好在，也无可奈何。因为咱们的男人需要和平，又懦弱，当然需要用女人换和平了。好歹，昭君比细君强那么一点，嫁的是儿子辈，职称降一级，由正教授变做了副教授，副教授期间，又生了两个女儿。
　　总之，汉家天子干过这等和平交易的人不在少数，比如高祖，惠帝，文帝，景帝，元帝，武帝等等，都干过。
　　其实，这些作为也不算什么，政治婚姻么，问题是地球的那一边，有些男人跟咱的做派完全相反。众所周知，著名的特洛伊之战，完全是希腊的男人们为了抢回自己国家被骗走的小女人海伦才开的火，而且这火一开就是十年。据说，战争结束，元老院在讨论中认为为了这样一个小女人打十年之战不值得，没想到就在此时海伦突然出现在元老们面前，讨论者全场惊艳，立即改口说：再打十年也值得。由此看出，西方文化里，海伦就是一切，就是战争的全部理由，这理由是唯一的，也是充分的，因为海伦的背后是爱情。相形之下，细君公主昭君姑娘的背后，是苛安，是交易，是讲政治，是男性集体的懦弱！
　　还有，普希金为了自己心爱的女人，上了决斗场，并且由此走上了不归路，就连招风耳的邱列宁，为了安娜.卡列尼娜，也差点选择决斗，尽管女人已经不爱他了。因为男人的名誉在于同性之间的较量，而不在于在女人面前的威风，很可惜的是，我们看到的历史是：作为统治者，男性们内战内行，外战外行；作为丈夫，男性们打同性不行，打妻妾则是全能。打一个比方大家就知道了，同学们都是来自乡下，那么你们有没有注意到？一旦一个女人背后有了风言风语，不幸的又让其男人听见了，那么这男人下一步的行动将是什么？不用说，男人雄纠纠气昂昂跨过家门槛，人刚进，手已伸，不由分说，先把女人打一通！
　　3、 男性之无奈
　　我们不说男人的坏话了，再说下去，好象我怎么似的。下面我们就讲一下传统中国男人的无奈，说真的，他们也不容易。传统中国男人一但有妻有母，吓，那他就是风箱里的老鼠了，两头受气，只有中国，才会给男人们准备这么一道智力题：如果妻和娘同时掉河里，而你只能救一个的话，那么，你救谁？或者说，你先救谁？你会说，娘和妻不会同时掉河里的，即使掉河里，也能同时救两个，呵，这就是中国男人的生存状态！正应了那句歌词：无奈，无奈，无奈的思绪！
从心理学方面分析，男人天性都有恋母的俄狄浦斯情结，俗语说：母亲是儿子的第一位情人。而中国母亲没有自己的独立的天地，相夫教子才是她的全部政治活动，所以，这方面，中国婆婆的嫉妒心表现得最充分，这导致中国的夫妻不能在婆婆面前过份表现，比如焦仲卿和刘兰芝，我怀疑是两人太恩爱了，才导致婆婆咋看她咋觉得不顺眼，而中国传统礼制又规定：子甚宜其妻，母不悦，去之。翻译过来就是，男人特别喜欢自己的妻子，两个人很般配，但是婆婆不喜欢儿媳妇，那么休掉她！同样的原理，也正是黛玉喜欢宝玉的小心眼儿被贾母和王夫人看在眼里，认为她心重，才故意要拆散他们的。还有陆游和唐琬的悲剧，也是陆游的娘一手导演的。我私下里认为，如果那位婆婆是寡娘熬孩子，那么更坏菜，比如咱们的慈禧婆婆，对自己的亲生儿子同治帝，奉行的是：你喜欢谁我偏让你喜欢不成。正是由于这样，同治才经常在太监的带领下逛八大胡同，后来咱们的北大教授陈独秀同志也喜欢去这个地方逛，估计那地方的风景比较美丽。同治早逝，慈禧把自己的外甥抱了过来，这就是咱们的光绪帝。历史在重演，光绪和珍妃过于粘乎，让老婆婆看得火冒三丈，有时候我都想，中国男人要是身边都配个心理学大师就好了，也好玩点欲推擒故纵，阴喜阳不喜的游戏，那样就会躲过婆婆的"远程捣弹"的，比如光绪，见了皇后隆裕就应该离老远就喊：宝贝，三分钟不见，如隔了三秋，可想死我了。而珍妃见了光绪，也应该演双簧，用小手绢挥光绪：讨厌，讨厌，敢紧办公去，我正烦着呢，别来惹我！如果这样做了，慈禧老太后肯定笑得合不住一张老嘴，不过，分寸得把握好，尽管隆裕皇后是她老人家的亲侄女，那也不能表现得喜欢老婆胜过自己的娘亲，因为有前车之鉴，唐婉也是陆游他娘的外甥女的，不照样拆了他们？所以，要小心啊！
　　不过，天底下也有好婆婆，比如人家孟子他娘。孟子有一回回家，发现老婆在屋里光着身子，马上跑去报告自己的娘，要休妻。这婆婆说了：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你跑到人家闺房窗户偷看风景，是你非礼，怎么能是你媳妇的不是呢？说得这哥们儿哑口无言。不过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孟子是个乖孩子，如果他老娘一听就火冒三丈，说：这小淫蹄子，休！那么孟子肯定屁颠屁颠地当即跑老婆那里，手一摊，肩一耸，说：俺娘说了，让你走人，回你娘家去吧！
　　夫妻恩爱不能表现于家庭，更不能表现于社会上，认为那是很丢人的一件事。《国语.鲁语》载，春秋时鲁国大夫公父文伯去世时，婆婆特别告诫他的妻妾们，回头祭典的时候，你们几个委屈一下，不要容毁骨销，不要吞声饮泣，不要摧胸顿足，不要愁苦忧伤，安安静静守在灵前就好了，我可不愿意人家说我的儿子是个疼老婆的男人！再举一例，西汉宣帝时的京兆尹张敞就被人告过，这老兄的官职相当于现在的首都市长，有人在皇帝面前打小报告，说张市长的妻很漂亮，张市长很爱她不说，还经常在家里给她画眉毛，皇帝一听，大怒：太不象话，身为首都市长，不宏扬革命主旋律，在家带头搞不正之风，给我拿来！张敞还算聪明，对皇上说：臣闻闺房之内，夫妇之私，有过于画眉者。呵呵，皇帝也是有老婆的人，想想，张市长说得也对，说不定还有在家给老婆画唇红呢，遂放了张敞。张敞幸运，如果他碰上的是李逵那样的皇帝老儿，肯定撤职查办！
　　下面我们分析一下男人无奈的文化原因。其实，中国男人过得很累，对皇上，得忠，对双亲，得孝，对朋友，得义，总之，忠孝义就象三座大山压在男性头上，或者说，象三根链子拴在男人脖子上。苏东坡为朋友，不得不以妾相赠，这是义；男子汉大丈夫，以忠事君，精忠报国，这是忠；至于孝，更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在当时，比现在的马列主义还经典，《礼记》里，曾子是这样谈孝的：夫孝，置之而塞乎天地，溥之而横乎四海，施诸后世而无朝夕。推而放诸东海而准，推而放诸西海而准，推而放诸南海而准，推而放诸北海而准。同学们，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典故就是这么来的，真理就是这样诞生的，真理面前，人人低头，无原则的忠，无底的孝，无边的义，导致中国男人的脑袋，永远的低了下去，就这样一低几千年，可怜见的！
　　好了，课就讲完了，请大家默哀三分钟！联合国最好能给咱降半旗，以示同情。
第四讲　 中国女性文化
（一）对女人普遍看法不好
　　对女人看法不好，似乎是个世界性的普遍现象。中国的孔家老二在这方面带了一个头，率先表了态：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不逊,远之则怨。总之，男人自己觉得还挺委屈，对待女人，似乎咋也不是。莎士比亚还算有点绅士风度，说：女人，你的名字叫弱者。莎士比亚可能是同情女人，可是这话总给女人一个心理暗示，让她们错以为，自己天生就是弱者，不太妙。托尔斯泰是个老滑头，说得更幽默一点儿，当然也有点北京式的损味，他说，如果让他发表对女人的真实看法，除非他一只脚已经踏入坟墓，说完后又立即跳进棺材，把盖子盖上。这老家伙，现实生活中是否惧内咱不得而知，但损女人的手腕比较高，有点象国家收容站的同志对待三无或非三无人员，打死你，你表皮则无伤。至于尼采，神经有点问题，对待女人，便有点浑不拎，直通通地说：你去女人哪里吗？别忘了带你的鞭子！分析尼采这老兄话语背后的意思，估计是这么两种：其一，尼采取高高在上之姿态，犹如孔家老二一样，看不起女人；其二，尼采是个小可怜儿，在女人面前，是个容易受伤的男人，就由爱生恨，变成怨男一个了，其心理，跟中国传统女人骂自己的爱人为"冤家"，乡下村妇骂自己老头为"你这个挨千万的"一个意思。其实，学者们说了这么多，都不如咱中国百姓的民间俗语说得妙：女人是猫科动物。猫科动物是什么特性，大家都知道，只有两种发展前途：一种是猫咪，顺从听话，但有爪子，也会抓人！一种是老虎，女老虎，就不是抓人那么简单了，而是直接吃人了。前几年流行的那首歌曲，老和尚和小和尚下山，歌词我忘了，但那也是直接把女人比作老虎的。
　　还有人曾经这样天真的假设过：如果全球的执政者都改为女人的话，那么世界大战可能不会发生。没想到当即有人反对：如果全球的执政者都改作女人的话，那么天天会发生世界大战，地球可能早玩儿完了。如果说对女人看法普遍不好乃是历史与现实生活验证了女人天性多事的话，那么中国哲学的早熟导致我们恰是反着来，事先就知道女人是麻烦，所以，老早就开始压抑女性，把女性的危险与麻烦降至最低！
（二）女性的黄金时代
　　 历史上女性的黄金时代，大概只能推到母系社会了。之所以说是黄金时代，并不是说女性压迫男性，就象后来的男性压迫女性一样，而是基于男性女性基本平等而言。黑格尔分析男女两性关系体现在三个层次：一是法学领域，即婚姻；二是自然领域，即性；三是美学领域，即情感。那么，如果人之初无所谓婚姻与情感，我们只把焦点定位在自然领域，那么我们会发现，男女关系基本上是平等自由的。《列子.汤问》中说：男女杂游，不聘不媒。《汉书》记载了"桑间濮上"之现象：卫地有桑间濮上之阻，男女亦亟聚会，声色生焉。《汉书》还谈到了燕地民俗：燕地，宾客相过，以妇待宿；嫁取之夕，男女无别，反以为荣。《史记》所记载的现象，更有点类似现代美国一度流行的嬉皮士作风：州闾之会，男女杂坐，行酒稽留，六搏投壶，相引为曹，握手无罚，目眙不禁。前有坠珥，后有遗簪，日暮酒阑，合尊促坐，男女同席，履舄交错，杯盘狼藉，堂上烛灭...罗襦襟解，微闻香泽。当然，《汉书》与《史记》描述这个，大都是基于猎奇或者讥刺之姿态，但是从这些母系社会遗留下来的古风里，我们不难从其侧面发现，那时的男女毕竟是自由平等的。尽管基于人类现有的羞耻心与道德要求，这种自由平等不是多么文明，但是随后发生的文明则是以牺牲女性自由与价值为前提的，所以，我们不得不说，这种文明，让女人付出的代价太大。
　　母权制被推翻了，女性的黄金时代就过去了。为此，恩格斯同情地说：母权制的被推翻，乃是女性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失败。丈夫在家中也掌握了权柄，而妻子则被贬低，变成丈夫淫欲的奴隶，变成生孩子的简单工具了。社会一但变成男人的社会，那么男女关系的三个层次－婚姻，

1.   笑
     霍布斯说，笑其实是一种突如其来的优越感。
     而后的一个世纪，埃利亚斯.卡内提补全了这句名言的后半句， 并且这种优越感是在没有任何后果的情况下产生的。
     相比之下，今天的笑更具内容，远不是那么简单。
2.   神圣
    《约翰福音》里，耶稣死前对使徒们说，时候到了，杀你们的人，会以为自己的行为是在侍奉神。
     很多时候，中国的统治者都会这样自以为神圣地杀人。
3.   希望
     曾经，亚历山大大帝远征波斯之际，把他的所有财产都分给了他的大臣们，群臣之一的庇尔狄迦斯深以为怪，问大帝，陛下带什么启程呢？希望。大帝回答说。于是，庇尔狄迦斯谢绝了分得的财产而要求与大帝一起远征，而后开辟了一直影响到现在的丝绸之路的丰饶世界。
     今天，我也净身出户，只揣着希望，笑傲人生。
4.   蔡元培
     这是个不应该被忘记的名字。
     五四运动中，北大有学生被北洋政府逮捕，校长蔡元培竭力营救成功后，他便辞去了校长之职，于是有了《不肯再任北大校长的宣言》之名篇。
     现在的今天，一个做稳了校长，院长，系主任，甚至做稳了教授，讲师，助教的年代，大学早就丢失了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已成了封建社会高级阶段的教育，可悲的是今日再无蔡元培。
5.   生死
     哲学家三木清说，如果抱有虚无的心，对任何事物均无所执着，那么人是轻易不会死的。所谓有所执着而不愿死，实际上是因为有所执着反而死得瞑目，一个有深深执着事物的人有着死后自己可以归宿的地方，所以对死的准备就是创造极度执着的事物。如果自己真有执着的事物，那么这种事物就保证自己自己的永生。
     看来，莎士比亚终究是错了。
6.   咬熊游戏
     历史上英国女皇伊利莎白一世最为欢喜的一个节目。
     将熊的四肢捆绑起来，然后放几条狗上去咬熊，直至将熊活活咬死。
     这个游戏后来因过于残忍，被英国法律禁止。
     然而，在东方的中国，有太多的权贵欣赏并把玩着这咬熊游戏，令人遗憾的是，法律也是他们订的。
7.    中国的社会主义
      关于这一点，李敖曾评价说，什么是中国的社会主义？就是政府出面劫富济贫，让北京带动江西，让上海带动河南等等。
      显然，李敖54年没回大陆了，真的是有些太不了解我们伟大而又高尚的政府了。在中国，自古以来，劫富济贫都只是出现在小说中，在现实生活中更多的则是打家劫舍，而所谓的先富带后富则是御用文人无聊的意淫罢了。
8.    政府
      捷克和斯洛伐克前总统哈维尔90年新年贺词中说，人民，你们的政府还给你们了。
     今天，请允许我套用这句话说，政府，请把人民的政府还给我们。
9.    誓愿
      “奴隶法，对我来说是难以置信，令人吃惊的和可悲的，如能把这个罪行和不幸沉入大海，那么我会愿意和它一同沉入海底。"
      说过这段话的斯托夫人终于写出了一部最能刻画农奴制度的悲惨小说《汤姆叔叔的小屋》，而这一作品更是造成后来决定美国社会结构的南北战争的起因。
       今天，在缺乏言论自由的中国，我的文字丝毫不被统治者所欢喜，却可以被代表们拿来讥笑，因为竟“都没有发表过”呢。
       但我依然坚持着我的誓愿，“对于人类苦难痛彻肺腑的怜悯”。
10.   境界
       佛说，人分为三个境界。
       第一个境界是看山是山看水是水。
       第二个境界是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
       第三个境界是看山是山看水是水。
       真正修佛的大家与我们这些庸人大抵是不相干了，而我们只能终日与这些伪佛者厮混了，这不能不算是我的一个悲哀了。
11.    晚年
        萧伯纳说，六十以后才是真正的人生。
        鹤见佑铺说，再也没有比伟大的人物的晚年更美的了，恰如秋日的余晖一样。
        这也是为什么中国古代历史上，各位竹林先生们往往都在晚年归隐的原因了。
        用池天大作的话来说，最好能够如同完成了一天使命的太阳，以它庄严的姿态悠然没入地平线下那样，完结这美妙的人生剧。
12.    文字
       不识字的时候受不识字的愚弄；识字了以后，却还要受字的愚弄，千百年来，许多人就在此了了一生。
13.    中国特色
       这个词儿我听过不下百次，却始终不大理解其含义。
       有人告诉我说，凡看见一些不可思议地与他国不同的地方，均可称之为中国特色。
       终于，今天，我个人的定义，将几十世纪缩在一时。
14.    大学
       西方的一位经济学家在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后接受记者采访时被问及大学对他的作用时说评点说，高尚的精神乐土。而我还有几近一年的时间才能离校却要给我的大学下个定义，荒芜的人文沙漠。

15.    沉默
       明言着轻蔑什么人，并不是十足的轻蔑，惟沉默是最高的轻蔑。我在这里说，也是多余的。
        ……
16.    教育
       西方苏格拉底启蒙式的教育与东方孔子灌输式的教育今天终于得到科学界无言式的比对了。我再也不关心诺贝尔奖何时会出现在中国了，我对没有结论的问题丝毫不感兴趣。
17.    特权
        但凡嘴里吵嚷着特权特权的人，大抵是没什么权利的，而一旦他们有了，便再也不喊了。
18.    三倍
        犯罪心理学告诉我们，百分之三百的利润可以促使任何人犯罪，这个理论已经把我们判为潜在的罪人了，只不过，有些人得到了机会，而剩下的却在苦苦等待机会而已。
19.    三宗罪
        我一直相信人本恶的。
        在这个到处宣扬爱的社会里，我丝毫看不见爱的影子。
        自私，贪婪，冷漠构成了当今人类社会三宗罪。
20.    经济人物
        2004年度中国十大经济人物评比中腾讯老总马化腾位居第二。我对此事的结论是，资本是立足的唯一手段，哪怕他进行变相的诈骗。
21.    教师节
        一个满含政治意义的节日。
       它的现实意义不光是允许在这一天进行任何形式的馈赠行为，更重要的是它告诉我们，劳动是有阶级等级区分的。
22.    国家
       马克思定义国家为阶级统治的工具。
       中国人定义国家为服务与人民群众的一种政体。
       而我的定义是，具有许可证的黑社会集团。
23.    法治
       刘邦除秦苛暴“与父老约，法三章耳。”
       而后来仍有族诛，仍禁挟书，还是秦法。
       法三章者，话一句耳。
       这是鲁迅对法的认识。
       而我对现今法治的认识却是密于法，松于人。
24.    燕窝
       富贵病。
       我对燕窝的另一个认识却来源于一则新闻。
       湖北某贫困县书记在被上访的村民追问何时能返还土地承包款时勃然大怒，我他妈的都三天没吃燕窝了，哪有钱返你们！
25.    愚民政策
        不仅仅是不让大众受教育，更多的时候是让大众只受一种教育。
26.    十三亿
       央视直播第十三亿小孩出生的情景，时至今日还历历在目。
       结论是愚弄民众，耻笑于人。
27.    两个时代
       鲁迅关于中国历史定义的两个时代：
       一个是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
       还有一个是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
       而我对现在的这个社会定义为，奴才横行，太监霸世的时代。
28.    民主
       在西方，民主是群众至高无上的追求，三权分立，造就了当今最为伟大的先进制度。
       而在中国，政治专制的国度里，所谓的民主，不过是维护现政权底下的奴隶权，目的在于保护统治者的利益最大化。
29.    大多数
       俄政府官员在答记者问时说，百分之八十的政府官员都有贪污腐败的行为。
       在中国，这个数字是不是更高，我不得而知。
       不过，我相信，伟大的共党是没有人敢说这种话的，因为我们经常被教育说，大多数同志还是好的。
30.    三种A片
       日本的A片大抵是女子面容姣美男子下流猥琐，男子在性交中占据主动肆意掠取女子的快感。
       西方的A片却是女子健美男子高大，娱乐中充分地显现出更高更快更强的奥林匹克精神，双方平等地享受着性爱的美妙。
       而中国的A片却不禁一看了，蒙胧感十足，只听见虚假的叫床声，真是应了那句老话，当了婊子又想立牌坊。
       从这引申出来的三种国民性格却是男权，平等，下作。
       而这才是我所要关心的。
31.    口
       中国的统治者往往以为能给大多人吃饱饭便是天大的功劳了，殊不知，口还能尽言，而祸患多出于此。
32.    知识
       毛泽东说过，越有知识越反动。
       今天，我对他老人家的先觉赞叹不已。
33.    头发
       毛泽东也说过，头发要扎成辫子才好梳理。
       可我却是辫子外的一根杂发，现在我每每为自己的卓尔不群而担心不已。
34.    基本
       2002年江泽民在政府工作报告里说，全国人民基本达到小康水平。
       2005年温家堡在政府工作报告里说，只有全国农民达到小康水平，才能算真正达到小康水平。
       这基本是个耳光了。
35.    监督
       我总是听到各色党代表会议上啼笑皆非的词儿。
       党内监督，党内民主。
       原来，监督以及民主是存在的，只不过外人是不允许的。
       笑过以后是深层次的悲哀。
36.    与时惧进
       上海语文教材破天荒地把狼牙山五壮士从中删除却又莫名其妙地把刘翔添加进去。美其名曰，树立现代化的爱国主义。偏偏有人批评上海人背叛历史云云。不过，我的观点却是，中国人到现在连语文是什么还没搞清楚，可悲哉，不多矣。
37.    婚姻
       早在几十年前，鲁迅就斥之为性交的广告。
       而现在这个社会，婚姻和性交二者大体不相干了，这个广告不做也罢，只可惜了鲁迅的金玉良言。
38.    女人
       我把这一段内容献给中国所有的女人们。
       自古女人有母性，女儿性，而无妻性，仅有的妻性，只不过是母性以及女儿性的混合体罢了。
       但凡古以忠孝诏天下，贞节励天下，古书记载，女子贞节名目犹多，这在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时代突现讽刺。看来，书是大抵不用读的，终究无用处。
39.    真理
       哲学家告诉我们，谎言重复传述二十遍就会变成真理。
       终于，我看到了真理背后数以万计泯灭的良知。
40.   小人与君子
       一日，小人假君子之名，言必孔儒，行必礼仪，终十日，小人俨然一派君子模样，终成大器。于是乎，小人君子，话一句耳。
41.    自律
        我对自己的要求是永远保持批判精神，做一个永世不忘的人。
42.    历史
       左图右史的年代一去不返了。
       繁荣的背后，我看不到历史的真相。
43.    政权
       毛泽东还说过，枪杆子里出政权。
       而我今天却认为，枪杆子里出的是强权。
44.    统治
       人类实现对动物的绝对统治是在长矛出现以后。
       而人类对人类的绝对统治却是在权术出现以后。
45.    战争
        任何战争都是一种犯罪。
        我把战争定义为黑社会集团拼抢地盘的一种手段。
46.     孩子
        我是个独身主义者。
        在这个社会里，我找不到任何的教育手段来培养他成为一个真正顶天立地的人。
47.     悲欢
        隔壁大妈在炒菜，旁边有人在唱歌，而一哥们却在哭泣。
        原来，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而我只觉得吵闹。
48.    阅读
        狄德罗在18世纪末提出这样一个问题：谁才是主人，作家还是读者？无疑，他是智慧的。可是，今天的社会告诉我，狄德罗是错误的。
49.    托克维尔
        假如把立法机构组织得既能代表多数又一定不受多数的激情所摆布，使行政权拥有自主其事的权利，让司法当局独立于立法权和行政权之外，那就可以建立起一个民主政府，而又使暴政几乎无机肆虐。
        我相信中国的这些伟大的统治者一定没读过这段话。
50.    规则
        祖传的尊儒至今还在发挥它的功效，而经典著作《厚黑学》直至今日还盛极一时。
        打开天窗说吧，谁都知道我们要的是什么，谁都知道我们现在干的是什么，可谁都不说出来，这就是游戏规则。
51.    青年
       差不多三百年前，出生于瑞士日内瓦的卢梭主张人生而平等并拥有自由，号召青年们推翻一切剥削其自由权利的政府。
       差不多一百年前，出生于浙江绍兴的鲁迅主张人生而具有三权，并鼓励青年们为反对独裁政府而进行革命。
        我认为在中国的历史上，属于青年的，只有五四和八九。
        而这之前后的青年，只不过是未开化的奴才罢了。
52.     自由
         波兹南侯爵曾经在三百多年前的波兰国家会议上说过这样的一句话，我宁愿自由而又危险，也不愿安宁而受奴役。
         他在说这话的时候，语调低沉而又平静。
         而后的一个世纪，卢梭说出了一句旷世名言，人是被迫自由的。
         终于，这句名言被我在东方这片沃土上神奇般地理解了。
53.     改革
        一直认为，改革是一种用大多人的牺牲来换取一小撮人的幸福的手段。
        所以，其意义在于，究竟是谁来做这个踮脚石？
54.     万岁
         罪恶的一个词儿。
         今天的国人骨子里都想做个皇帝，殊不知却暗地里模仿起奴才的嘴脸来，主子，您的大衣襟有些脏了，是不是让奴才给您洗洗？
         谢万岁。
55.     天堂与地狱
        佛曰：九重天是天堂，地狱在第十重。
        魔说：第十八层是地狱，天堂在第十九层。
        不管从下往上看，还是从上往下看，地狱永远都在天堂之上。
        佛与魔的交织，命之所至，运之所存。

      在经济学艰深的数学背后，它究竟想向人类提供什么？我认为的答案是世俗智慧。

      应当说，智慧有许多形式，宗教、玄学、纯粹数学、逻辑等等，它们在鲁滨逊世界中照样能够独立存在，许多修行者还特意远离尘嚣去追寻那种智慧。但是世俗智慧是另外一种形式的智慧，它指一种对普通大众的日常行为的认识与理解，同时也包括对这些世俗的个人互动形成的制度及其运行机制的理解。其关注的是一群世俗的人（有七情六欲，也许并不高尚纯洁）在现实的环境中如何实现互动达到彼此的和谐。如果说人一半是天使一般是野兽，那么世俗智慧主要是针对人的野兽的那一半的可能性而提出的，它所关注的问题非常务实：一群野兽在一起能形成什么样的社会秩序？如何使野兽也能向天使一样行为？这种可能性存在吗？世俗智慧不仅教导我们如何对待天使（善），更要教导我们如何对付野兽（恶）。

      也应当说，并非在经济学充分发展之后的今天才有世俗智慧，许多年前人类就已经有非凡的世俗智慧。孔子大约是那个时代人类最有世俗智慧的人之一（在那被历史学家称为“轴心时代”的时代里，人类社会后来的许多道德伦理与政治的根基都被奠立了），“半部《论语》治天下”的说法在过去不无道理。即使是在今天，“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样的行为准则也没有过时。熟悉演进博弈的人，都可能知道，人人都奉行这种行为策略的社会是一个实现的福利很高的社会。大约年代相当，在西方，撇开宗教精神不论，基督教也蕴含着极其深邃的世俗智慧，任何读过《圣经》的人都可能从中领悟智慧。《圣经》里提出：“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马太福音，8：12等）”（这是待人处事的“黄金原则”，与孔子的准则相比，前者在积极，后者在消极，会解不完全信息动态博弈的人可以仔细体会这两种策略的社会后果，就当做一个练习。当然这种差异也许已经不需要强调，因为社会只要提倡其中任何一种，就已经足够好了）；并且意味深长的是，明确提出“凯撒的物当归给凯撒，神的物当归给神（马太福音22：21，马可福音12：17等）”（这意味着政教分离，世俗社会的治理具有独立于宗教的价值）。

      还应当指出，也并非只有经济学才贡献世俗智慧，法学、社会学以及其它社会科学也贡献世俗智慧，尤其是法学家。举一个例子：孟德斯鸠曾经注意到一个故事，为什么古代俄罗斯比中国凶杀案的发生率更高。他发现，在中国，抓住小偷不至于把他打死，而在俄罗斯被当场逮住的小偷却要被打死。在后面这种法律制度下，小偷就有很大的积极性杀人灭口。所以，所谓的“乱世重典”也是有条件的，并非刑罚越重就越能阻止犯罪，有时候，过重的刑罚反而会使人们有激励进行更严重的犯罪。熟悉激励理论的经济学子应该很快能明了这其中的道理：不能狠狠惩罚那些我们认为有害的犯罪实在不是因为这种行为应该原谅，而是因为无法给那些比这种行为更严重的犯罪处以重罚。我们最多只能判人死刑，最严重的惩罚只能给最严重的犯罪，这样才是激励相容的，如果所有犯罪都处以同样严厉的处罚，孟德斯鸠的悖论就会出现。而且，如果不能把所有犯罪的人都处死，那么我们就需要考虑刑罚的正当性以激励那些刑满释放的人认为自己所受的惩罚是“公平”的，从而重新皈依社会规范。实际上，法学的世俗智慧与经济学是如此地相容，以至于法律经济学成为了今天法学理论的主流，这不仅仅在合同法、商法领域，在宪法、刑法、诉讼法等方面，经济学也都大行其道。而在有关法律的实施后果的评估方面，经济学的实证方法更是显示出优势，行为法学与行为经济学的结合将可以实实在在为我们理解人们的守法与违法行为提供新的智慧。

      那么，经济学究竟提供什么独特的世俗智慧呢？这需要从经济学的基本假设说起。许多人对经济学的理性假设大加抨击，以为找到了经济学的软肋。主要的误解可以笼统地分成三类：一类是道德上的抨击；二类是行为学上的批评；三类是技术上的批评。先看道德上的抨击是如何荒谬。我们只要问：哪个人能站出来说他做任何事情都一点没有考虑自己的利益？休谟曾经说过：如果有人向你描述了一个人，他完全没有贪欲、野心或报复心，除了知道友谊、宽容和公共精神之外没有其它快乐的源泉，那么你应该立刻觉察这是彻底的谎言。稍微懂点逻辑的人都知道，绝对的利他主义本身就是一个悖论（绝对利他主义者如何能活下来，难道这世界上除了他之外没有饥饿的人吗？），而利他如果不是指一种动机，那么在行为上的利他根本就不需要绝对的利他主义来解释。我并不否认利他主义对于社会的存在与发展的重要性，但是我们必须区别利他在社会中存在与在个人身上存在是两回事。利他主义是一种社会存在并不需要每个个体都绝对无私（实际上这不可能）。

      也许目前中国人在这个问题上已经没有什么幻觉了。我们已经老早就看穿了资产阶级自私自利的本质，但为什么却看不清自己的本质？英国人就比较有智慧，当光荣革命胜利的时候，他们并没有忘记问这样的问题：为什么议会与辉格党人就比皇帝更不会滥用职权，他们难道不是肉长的吗，新的与老的有什么不同？所以他们并不是要新的皇帝代替旧的皇帝，而是要议会与皇帝互相制约打破彼此都有可能的独裁。光荣革命并没有革掉人或多或少要考虑自己利益的这个行为特点，只是改变了一下社会机制。如果60年前大多数中国人就明白这点，我们现在也许是另外一个样子。可惜没有。

      再说行为学上的批评。的确，人们在做决策的时候不是像解博弈论专家解PBE那样考虑问题，很多时候是凭直觉，是有限理性的。这种批评与其说是颠覆不如说是改进。只要我们承认人或多或少要为自己考虑，在世俗层面，我们就不得不为此做出相应的对策，那么经济学提供的智慧就大有用武之地，至于人们在智力上有多大程度上能实现自己的目标，这是一个“量”的问题（你想不想赢和你能不能赢的区别）。其实对于现代经济学而言，理性的假设不过是一个脚手架而已：建楼的时候要用它，但是楼建好了就没有脚手架的影子了，大厦的形状不是由脚手架的形状决定的。但是，脚手架并非无关紧要，没有好的脚手架，就无法顺利建成大厦。对于研究世俗的人的真实行为而言，理性假设无疑是一个最好的脚手架。不管个体的动机是什么，利他也罢，利己也罢，但是他必须知道生产的可能性边界（如果互动不影响技术边界，利他还是利己对资源的最优配置没有影响；如果互动影响技术边界，那么不管想利他还是想利己，他们都需要同样多的关于博弈结构的知识，甚至利他主义需要知道的比利己主要还要多）

      第三类批评主要是对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提出的：既然是研究人们的日常行为，为什么要用那么高深的数学，那与世俗智慧有什么关系？回答这个问题很简单：研究者需要的知识要远远超过行为者自己的知识。鸟不懂空气动力学，却可以飞的很好，但是研究鸟类飞行的人却要懂空气动力学；细胞不懂分子生物学，但是研究细胞行为的人要懂。当事人可以象《庄子》中的百足之虫一样“动悟天机而不知所以然”，但是研究者却还要知其所以然。高深的数学对于理解人类的行为及其互动实在是必要的。当然，也需要指出，既然是研究人类的世俗行为，内省对经济学研究也非常重要。这是经济学作为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研究最大的差异所在。从自己内心的感受出发，基于常理的理解和推测往往能够成为检验一种经济理论的有力工具，这是经济学的直觉与物理学的直觉的不同之处，在此就不多说了。

      总结起来，可以大致将经济学的提供的世俗智慧定位为，将人类预设为或多或少要考虑自己的利益，并在此基础上探索他们的互动及其后果。迄今为止，经济学贡献的最伟大的世俗智慧，莫过于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我们早上能享受的可口的面包不是因为面包师的恩惠，而是利益使然。这个洞见并不是鼓励人们一定要自利，更不是鼓励人们一定要极端地自私，而是提供了一种可能性：是不是即使每个人都没有那么高尚、都或多或少要考虑自己的利益，仍然存在增进社会福利的可能性？这种可能可以在“自由市场制度”下达到。这种智慧的火花也许已经更早就萌芽了。中国古代的韩非子曾经提过：医生为病人吸出伤口的毒不是因为亲情，而是因为利益。韩非还提到一个例子，一个父亲听到军官对他当兵的儿子很好的时候，反而大哭，因为哪样儿子就要为军官卖命了。但是，是斯密首次做了系统的论证，并将他与国民福祉及其增长联系起来。可以说，自由市场制度的确立是近代以来人类最大的进步，难怪斯蒂格勒认为，人们今天的进步大部分是来自市场而不是其他的组织，更不是政府。同时，斯密恰当地指出了政府与市场的边界，政府是一个“守夜人”。这种智慧与宪政理念互相印证：在政府万能论下不可能有真正的宪政。弗雷德曼曾经不无自豪地声称，达芬奇创作艺术、牛顿发现万有引力、莎士比亚创作剧本都不是响应政府或某个组织的号召的结果。当我们在期望政府为社会承担更多的责任的时候，政府从我们这里剥夺过去的权力往往是随着责任成倍增加，而要求控制的资源则增加的更多。我在另外一篇文章中慨叹，就对市场与政府的关系的理解而言，中国目前还远远没有达到斯密时代的英国人的水平，所以在中国，能推进人们对这一关系的认识的任何人（当然包括经济学家）都可以算是有智慧，相反，对于开倒车的人，就算他在国际期刊上发再多文章，也只能算某一个领域的专家，却不见的有智慧。

      尽管斯密的智慧极其宏伟，但是求知之路没有尽头。博弈论的提出与应用，指出了另外一个可能性：如果每个人只考虑自己的利益，在互动环境下，那么社会的福利有可能无法达到最“好”（也就是在技术上本来可以是更好，但是却无法达到）。这一般被称为囚徒困境。那么囚徒困境是不是说明斯密的理论失效了呢？不是。其实仔细地看囚徒困境，它并不是两个囚徒的博弈，背后还有法官、警察、公众、甚至还有黑社会（如果这两个囚犯来自一个团伙）。对于“白道”来说，囚犯的困境正是所期望出现的结果，不能说出现囚犯困境对社会就一定不好。从这个意义上说，“以恶制恶”是极其重要与高超的世俗智慧。这个智慧与斯密的智慧地一脉相承：斯密说“利己惠人”，博弈论说“以恶制恶”。今天，经济学已把博弈论迅速接受为主流的方法，经济学家也已对“以恶制恶”的可能性知道更多。如果警察可能渎职，法官可能受贿，廉政公署本身需要“廉政”，反贪局长自己也贪污，公众自己却喜欢违法（只要有利可图），那么“社会如何可能”？任何主张通过增加监督机关的说法都需要经得起人们这样的推敲：谁来监督监督者？“如无必要，勿增实体”，奥肯剃刀原理完全适用：如果对反贪局长的监督难度与直接监督其他局长的难度一样，那么为什么要增加反贪局？这个问题的答案已经隐含在一个叫“核心定理”（core theorem）的命题里（Basu，1998）：凡是能被最终实施的行为是包含社会所有成员在内的“大博弈”的纳什均衡，如果不是纳什均衡，那么通过增加科层的级别（例如设置反贪局、稽查员、巡视员等）不能提供新的好处，除非科层数目的改变打破了原先的均衡，并且产生了一个新的福利更高的纳什均衡（完全有可能产生一个更差的均衡）。这种智慧难道不应该是一种常识吗？我们已经知道，哪类博弈对于参与者的数量是敏感的，例如古诺竞争，一个寡头的时候会剥夺所有的剩余，但是两个时的均衡就大不一样，当数目为无穷多的时候，寡头只能得到零利润了。这又回到了斯密的智慧：政治的贤明并非来自政治家的高尚道德，而乃是来自给定制度下利益的制衡！所以民主制度并没有什么神秘之处，无非是让两只力量相当的狗互相咬，最后都成了看家狗，轮流看家。主张“天无二日，地无二主”，“一山不容二虎”的单一思维，实在不是世俗智慧。

      这么说并不意味着经济学主张政治家只关心自己的利益，而是主张应该有一种对付只关心自己利益的政治家的办法。尽管人们也许有许多善良纯朴的愿望，但是把社会制度的良好运行建立在掌权人的高尚动机的假设之上，这比把高楼大厦建立在沙滩之上还危险。学过博弈论的人应该有印象，一个良好的制度是稳健的，而不是实施一个刀刃上的均衡。先小人（非均衡路径的规定）后君子（均衡路径的规定）的制度就比先君子后小人的制度更稳健，因为它能抗万一高估了政治家水平的风险。把十几亿人的身家性命压在一个人的身上，这个均衡是千钧一发的均衡。这世界上有两种悲剧，一种是高估了人性，另外一种是对人性失去信心。所以美国人很务实，他们认为：“人性是善的，所以民主是可能的；人性是恶的，所以民主是必要的”。

      这样的理解也适用于所有的组织与机制设计领域。1970年代以来的经济学的最大的贡献可能在于提供了许多对组织运行的世俗智慧，例如契约与激励理论，拍卖与机制设计等等。真正懂这些理论的人一定会叹服经济学家构思的巧妙和智慧。以拍卖理论为例，拍卖并不是仅在拍卖行中发生，也不限于一般的商品交易，体育比赛、排队、跑官、贿赂、晋升、审批、求偶等等实质上都是一种拍卖，只是标价的凭借不同。甚至在动物界，也有拍卖：两只狮子争一头牛就是一种第二价格拍卖。没有经济学家的探索，这种人类社会在2000年前就产生的解决未知偏好下稀缺资源配置的智慧不可能像今天这样被发扬光大。所以Myerson和Kerempler这样的大学者主张经济学家都应该懂点拍卖。在组织领域，也有太丰富的智慧，仅举多任务委托代理做一个例子：摆在摊头的肉的质量比包在饺子里的肉的质量容易观测，如果一个人既开肉铺又开饺子店，那么好的肉就会挂出来卖，差一点的肉就包到饺子里去了。这个最基本的原理可以用来理解中国官员的许多行为，有心的学子可以在这个领域写好多好文章。另外，外部竞争与组织类型之间的关系也非常重要，张维迎教授曾经正确地指出基于控制的组织与基于效率的组织的区别（例如，正职领导应该竞选，副职应该由正职任命；但在中国却刚好反了）。两千多年来，中国官僚政治的演进方向是一直朝着控制最大化方向，而不是社会福利最大化。但是控制会上瘾，权力会导致腐败。虽然历史上，政府对社会的控制越来越强，但是组织的竞争力却越来越弱。原因在于越是追求控制的组织，越会倾向于选择听话的官员，而不是越有能力的官员，决策者得到的信息就越失真。你的权力越大，人们欺骗你的积极性就越大。从这个角度看，对于反腐败，什么是扬汤止沸，什么是釜底抽薪，一清二楚。

      值得一提的是，经济学也告诉我们控制权的重要性：没有控制权的产权是水中月、镜中花。如果你不能对使用阳光的人收费又不能将阳光藏起来，那么太阳的产权属于你就没有意义。从这个意义上说，从来没有什么真正意义上的公有制，产权永远是私有的（但不一定是排他的），只是私有的方式不同而已（是按照权力还是按照能力等等）。那些对公有制报有幻想的人应该想想，他拥有的国有资产与他拥有的阳光的产权有什么区别。一些人会说，假如国有资产不流失，国家可以因此多提供福利，那我们就可以少交税，这不是很好吗？可惜这种想法太天真，除了垄断性行业之外，哪些国有企业能盈利？那么多银行坏帐那里来的？我们可以稍微分析一下问题的实质在哪里：如果官员不腐败，将国有资产公平有效地转让到有能力的经营者手里，并不是一件难事，就业、社会保障等都可以公开做价，人们不应该反对这种资源配置的优化，所以反对的是腐败而不是国有资产转让；如果官员是腐败的，那么国有资产转也罢，不转也罢都要流失。人们争议的问题可能在于，如果官员是腐败的，那么是应该先停止转让等他们不腐败了再说，还是继续转让。如果是前者，明眼人应该知道等所有国有资产都烂光腐败也不会结束。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比较利益得失应该从实际的利益出发，而不是根据空头支票上有几个零，索性断了这层幻想还更能看清真正的问题所在。打蛇要打七寸，我们应该将目光集中在反腐败上，并且将反腐败的讨论深入到制度层次。可惜没有。那些自称为或被称为“学者的良心”的人，并没有去真正捅破真实的谎言。

      作为世俗智慧，除此之外，经济学还能够为我们反思与梳理中国的传统文化、社会观念提供新的线索。例如，关于“诛心之论”。我认为这绝非制恶之道。我们需要分清“恶行”与“恶念”，我们只能观察到“恶行”（有时候连恶行也不容易观察），但无法直接观察到“恶念”。如果恶行是可以观察并可以确认，我们基于恶行进行惩罚，惩罚的是“恶行”这种行为；如果恶行没有被观察和确认，你怎么知道人家有“恶念”？注意，在身份社会，我们惩罚的是恶人；而在现代社会，我们惩罚的不是恶人，而是恶行。这个转变，是对个体自主的意志能力的唤醒与确认，在法律上的体现是“有罪推定”与“无罪推定”的差别，是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在法律上我们也区分故意和过失，这似乎是基于动机，但实际上还是基于行为，故意动机在行为上体现为故意行为）。

      实际上，问题很简单，暴露坏人的目的并非出于一种对别人内心世界的好奇，而应该是怎样才能对社会更有利。在现代社会，如果我们无法一一辨明“好人”与“坏人”（至多我们只能通过辨明“好事”与“坏事”来推断），那么不要急于给人定性，可以鼓励那些“坏人”出于假装好人的目的不得不做好事，而且更重要的是不至于把一个本来不怎么坏的人逼成坏人（用博弈论的话说，就是预期的自我实现：你认为对方是坏人，所以就处处对他坏，因为你对他“坏”，出于自卫，他不得不反击或者做了对你不好的事，于是这刚好让你证明他果真是坏人。历史上，据说杨国忠为了证明安禄山要造反，处处逼迫，终于向玄宗证明了这一点，但证明的时候恰恰也是自己因此丧命的时候，陪葬的还有唐王朝）。在这个问题上更极端的做法是，想当然地根据出身把一个定为坏人，例如文革中的“黑五类”，这实在是一种更大的“恶”。

      基于这样一种认识，我们应该有心理准备去接受这样的事实：能确认的恶行并加以惩罚的恶行总是少于实际上被我们观察到的恶行，我们能观察到的恶行总是小于那些可能导致恶行的恶念的数量（用数学的表达是：任何一个逻辑系统内，我们能严格证明为真的命题集合是所有真命题的真子集）。所以，我们不得不在事前与事后、一类错误与二类错误之间做折衷。任何在这个问题上过于理想主义的做法不仅不可能而且反而容易导致更大的灾难。所以现代人应该对极端主义保持警惕，不管这种极端注意是基于某种道德的纯洁、宗教的正义与国家或者民族的利益而提出。

      与此相关，当我们观察到“善行”的时候，不要轻易地为“善行”按上一个恶的动机。如果一个人不违法，不做坏事，为什么要鄙视他不违法、不做坏事的动机？那怕那仅仅是出于对法律威慑的恐惧。我记的有一个故事，说一个富翁子女不在身边，二十年来生活起居都由一个佣人照顾，临终前，他要将所有的遗产都给这个佣人。旁人（也许包括他的儿子）都说这个佣人是盯着他的财产才这样照顾他的，不是真心。但是富翁冷静地说：二十年的照顾，假的也是真的。“主人们”应该仔细想想，到底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孔子老早就说过，“观其言，察其行”，现代人更应该如此。

      另外一个例子是关于宽容。宽容作为先动（first moving）策略是应该值得鼓励的，但是作为后动方（second moving），宽容却并非是一个对个人对社会最有利的策略。当应该惩罚的时候不惩罚就是一种是非不分，等于姑息坏事。但是惩罚是要付出代价的，许多人不愿意承担这个代价（很多人吃了亏的时候，因为捍卫自己的利益所付出的代价还比吃亏更大，尤其在吃的亏要不回来的时候，吃亏已经成为一种沉没成本）。做坏事的人预期到了这一点，他就有更大的积极性做坏事。利他主义在社会中存在的重要形式之一就是，不是很计较个人成本去惩罚那些行为背离社会规范的成员（已经有许多生物学家研究了动物社会存在的这种行为）所以孔子说“以德报德，以直报怨”（报就意味着是后动方），为什么不是以德报怨，孔子回答说“以德报怨，何以报德”？是啊，如果作为后动方，对先动方的策略没有区别对待，那么“美德”就不能真正成为美德，不能为先动方提供激励。

      再一个例子是法律与道德的边界。泛道德主义不仅仅对于建立良好道德没有好处，反而有害。熟悉战略性模糊理论的经济学子应该明了这种智慧：水至清无鱼。一方面，并不是在所有时候都应该对个体的行为做出法律上的界定，有时候能界定却不界定反而对社会有好处；另外一方面，法律要考虑执法者本身违法的可能性。中国似乎有一个悖论，对私人道德的指指点点与对公共决策与公共权力的毫无约束恰好形成鲜明的对比。当然有可能是因为我们不能形成有效的制约，所以只能诉诸道德约束，但是这容易使人注意力转移。总的来说，我们要避免三种幼稚的行为：一，不知其恶；二，知其恶而不知制恶之道；三，向善却不知扬善。的确，如果没有智慧，善花完全有可能结出恶果；善于运用智慧，恶花也会有善果。光有一颗善良的心是不够的，我们还需要智慧。这种智慧不仅是教我们善良，而且也教我们如何善良。

      大到国家制度，小到日常生活，经济学的智慧对我们看问题都富有成效。但是，应该指出的是，经济学，尤其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的发展并非只带来好消息（对古典精神的现代诠释），同时也带来了坏消息，那就是对于一个包含所有的社会成员在内的大博弈，完全存在一种所有人都欲罢不能的困境，所有人会选择或维持一种对所有人都不利的制度、观念、习俗和文化。这大约是所有中国的知识分子，尤其是近代以来在冥思苦想不得其解的问题。许多人可能真真切切地看到了困境所在，却无法改变，这也许是“铁屋子”里早醒的人悲哀的缘由。我们不得不承认知道困境与解决困境是两码事。

      实际上，个人对于社会非常渺小，要想整个社会变的更美好，个人的贡献相当有限，即使是不可一世的政治领袖与枭雄。“善”往往是千千万万人合作的结果。但是使社会变差，不需要任何特殊的能力，一个普通人也可以也做到，例如水源投剧毒，将传染病传给别人，生产假药，如此等等。社会因此遭受的损害要比个人从中得到的好处大的多。对于政治领袖而言，要使一个社会稳定进步10年非常不容易，但是要使社会倒退50年，却是一夜之间就可以做到的事情。“积于蛛丝，毁于泥沙”，这种“成就”与“破坏”之间的不对称（这种不对称是物理规律的作用使然，极端的例子是杀死一个人很容易，但是要死而复生很难，而且有时候根本就不可能，从有序到无序很容易，但从无序到某种特定的秩序却很难，而且其中的变化不可逆。社会进步和财富创造需要众多个体有序的合作，但是破坏却很简单），使得政治家常“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当然能避免“败事”的政治家就已经算不错了）。所以，如果不是靠整个社会机制的力量，政治家个人想推动社会进步的作用是非常有限的，这就是社会进步的艰难的原因。从博弈的角度看，在这个大博弈均衡的形成与变动，个体的作用非常有限，有时候甚至希望渺茫。那些胸怀大志的人往往忍受不了这种漫长而痛苦的过程，喜欢“浪漫的革命”，但是，如我们所看到的一样，从陈胜吴广发出第一声“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开始，中国农民革命了2000多年，今天农民的政治地位又怎么样？如果我们反对的不是某种制度，而是反对某个人或者某个朝代，如果我们改变的不是社会机制（权力结构与信息结构），而是改变掌权的人或集团，那么再革命2000年，中国的农民的政治地位还是如此！改变个人命运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彼可取而代之”，不改变制度只改变身份，这可能可以使某个弱势集团不再受压迫，而有另外一拨人成为被压迫的对象；另外一种是通过改变制度，但是却不一定能迅速改变自己的现状。前者是高风险高收益的行动，可以内部化个人收益，历代的农民革命多半如此；后者多半属于吃力不讨好的，短期内收效甚微的行动，而且带有很强的外部性（很多人遇到路障的时候是绕行而不是选择去推开一点点）。真正对社会进步有建设性意义的是后者，前者能改变个人的命运却不能改变社会的命运。所以我喜欢朋友的一句话：“宁可十年不将一军，也不可一日不拱卒”。中国人正需要这种耐性与坚持。是的，2000多年来，大的革命百年一次，小的革命不计其数，我们将军将了2000多年，但到今天为止，还是没有将死专制和集权的社会机制。每当社会矛盾激化的时候，总有许多热血青年总想做一番“大事业”，崇拜引无数人竞折腰的英雄，个人事功异化成了目的，“以百姓为芻狗”。却不知道推动社会进步实在是比破坏容易的多，不知道改变某个集团的命运不等于改变社会结构，我们要打破是一个格局，而不是要更换局中人的角色。

      然而，渺小不等于虚无。没有千千万万这样个体的作用，均衡从哪里来？对于不幸的个体，有一句话说，“可怜之人，必有其可恨之处”，例如阿Q；但对于不幸的社会，谁可怜？谁可恨？如果我们还处在一个“坏”的均衡里，这说明社会上的大多数人都是这个均衡的支撑者，不管是主动还是被动，有意还是无意。可悲的正是，受害者同时也是施害者。如果你想对社会有贡献，不需要权力、金钱、地位等等，只需要不沦为“在均衡里的大多数”，甚至只要意识到这点就是一种贡献，因为这至少使一个社会成员获得心智自由。那怕这么做的影响很小很小，却是我们能力之内的。任何人不需要为他力所不能及的事情忧虑，应该羞愧的是没有做好自己能做并且应该做的事情。如果没有能力帮助别人，我们首先要帮助自己获得心灵上的自由。在自己没有获得自由之前，却要解放“世界上另外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三分之二人民”，这是荒谬的。其实，不要低估任何边际上变化的意义。托克维尔在谈到美国的民主的时候，特别提及“乡镇精神”的重要性，我们也会发现，他们一个普通民众的对社会问题的看法比国内的专家要有见地的多，这就是世俗智慧的差距。只有当智慧成为普通民众的常识的时候，才可能支撑的起现代法制社会。

     记得古老犹太法典里的一句话：容忍不能改变的（仁）；改变能改变的（勇）；知道二者的区别（智）。仁与勇是个体的自由选择，别人无法干涉，如果经济学对于改变中国有什么作用的话，就是教我们区分什么是可以改变的，什么是不能改变的，什么是短期能改变的，什么是长期才能改变的。让公众知道这一点是所有公共知识分子（如果有的话）的责任，而那些自诩“忧国忧民”却毫无智慧、开出的药方的毒害比疾病本身还厉害的所谓学者，实在是不配称为知识分子：如果不是出于沽名钓誉，就是脑筋没转过弯，或者兼而有之。不要轻易相信“愿望是没好的，只是过程出了问题”的借口（这种说法只在你好朋友圈子里适用，但对于官员、公共知识分子不适用），也不要轻易跟从他们的指责：某某人提供一个好主意背后是有其利益驱使。对于公共政策而言，主意只要是好的，哪怕他受利益集团的驱使也可以接受；主意如果是坏的，哪怕目的再纯洁也枉然。政策建议要重效果，学术研究要重论证。而且，一旦两种智慧之间出现冲突，则肯定需要另外一种更高的智慧去解决（两种智慧之间不应该有冲突）。即使对于拥有世俗智慧的人，他也需要谦逊，任何世俗智慧都是有局限的（因时因地因人），过份夸大人类智慧，就象过份将道德律令绝对化一样危险，所以深刻认同智慧的有限性也是一种世俗智慧。也许我们在这里有必要提到马克思的经济学。应当承认，马克思本人具有深邃的社会洞察力，但是很难评价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如果说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科学，那么既然任何科学知识都是可积累的，为什么建在高处的楼没有建在低处的高呢？要么原来的楼就建立在低处，要么后来的人根本就没有建设甚至在拆墙）。马克思对人类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可惜的是，批评可能使接受批评的人收益，但是批评别人而自己却同时犯了更严重的错误的人却不一定能从自己的批评中收益。如果我们拿出批评别人的精力的十分之一用以改进自身的问题，那么好处会大的多。就象《圣经》里说的：“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呢”？（马太，7：3）。

      中国的知识分子以及所有有眼光的人都曾经、正在或将要长期面临这样一种困境：不得不容忍社会格局改变的艰难性和对建立良好社会制度的无能为力，但又不能无所作为。每个现代的人要认识到个体的渺小与微不足道，但却又不至于虚无。我们不得不在失望甚至绝望中坚持，这大约可以叫“悲悯”吧。

      “生命是灰色的，而理论之树常青”，我十分喜欢邹恒甫教授反唱歌德的诗，这对我们特别贴切。的确，面对灰色的生活与社会，我们能做什么呢？呼唤更多的人懂经济学，呼唤更多的人有世俗智慧。